编者按：2013年是在全球华人中享有盛誉的台湾歌唱家邓丽君诞辰60周年。邓丽君一直向往着到大陆看看，举办个人巡回演唱会。本文作者当年作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名领导成员，奉命与她秘密交往三年。通过此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邓丽君。
开始与邓丽君的秘密接触
让我们回到1986年。这年春天，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的彭燕燕女士，在一位友人的家庭聚会中，遇到了邓丽君。邓丽君对这位新认识的朋友非常热情，临别时表示，她很想与新华社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只是希望对外界保密。
自从中英开始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以来，香港新华分社与社会各界的接触日益广泛。有一部分人士，由于种种原因，与新华分社的联系采取了秘密方式。其中包括一些港英政府的官员，一些著名的所谓“亲英”人士，一些台湾驻港机构的工作人员。
由于邓丽君的特殊身份，她要求与新华分社的联系对外界保密，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分社领导层经研究后，确定由我负责，与文体部部长韩力和彭燕燕三人，保持与邓丽君的接触。当时我是中共港澳工委常委、新华分社的副秘书长，文体部的工作在我分管范围之内。不过日常文体部与外界的联系，一般我不参与。这次确定由我负责，也是表示郑重之意。
我与邓丽君第一次见面，是在跑马地的亚洲饭店。这是新华社参股的一个饭店，有两层楼房专供一些特殊客人使用。当晚七时，邓丽君如约到达。她明眸皓齿，光艳照人，比照片上看到的要漂亮得多。她不施脂粉，衣着随意。同她一起来的，是位剪着男型短发的麦小姐，据介绍是搞电影的，曾拍过一部以孪生姊妹为内容的片子。
过了一个星期，邓丽君设宴回请，地点在利园大道上的麒麟阁酒楼。这家酒楼食客不多，环境幽静。这次邓丽君与麦小姐是直接从某处健身房来的，她神清气爽，红晕生辉，英姿勃发，显出一股青春活力。
去内地演出和旅游的筹划与搁置
在与邓丽君交往时，我发现她从不讳言自己清贫的家世。她说她父亲是个老兵，刚到台湾时生活相当困难。她小时候割过草、种过菜，穿着有补丁的衣服，放学回来，还要在妈妈开的小饭馆里帮工。
她也不讳言对祖国大陆的向往。她喜欢看香港出版的《中国旅游》，还购买了一套大型画册《锦绣中华》。她说：“祖国太大了，名山大川太多了，单看看那些照片，就令人陶醉。”经过这样的谈话之后，邀请她到内地演出，便成为我们话题中的内容了。
不料，她对到内地演出，显得非常兴奋。她和彭燕燕单独商量制定了一个“演出计划”。她明确表示，不愿意只出席一次晚会，唱几支歌，而是要举行个人演唱会。彭燕燕给她规划的路线是：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第三站西安，第四站广州。彭燕燕说：“这样，东西南北都照顾到了。”邓丽君听了很高兴，表示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
所谓准备工作，还包括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当时内地的歌唱家很少举行个人演唱会。而港台歌星的演唱会，要有华丽的舞台、灿烂的灯光、高水平的伴奏、高质量的音响。而这些，内地当时是不具备的。邓丽君表示，这一切由她来筹划。
但据我们观察，她在香港其实很孤独，很少参加演艺界的活动，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也没有自己的公司，甚至连个经纪人也没有。即便有公司愿意为她筹划，事先也无法保密，可能又会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所以她的准备工作始终没有落实。
最后，这个“演出计划”也就拖了下来，未能实现。
邓丽君的演出计划拖延下来。我们便问她愿不愿意到内地作一次旅游？她问怎么样才能进入内地？我们建议她用个假名，持中旅社的回乡证过关，然后由彭燕燕全程陪同。邓丽君又兴奋起来了，又和彭燕燕商量“旅游计划”了。她提出，旅游时间最好是在冬季，因为她想看雪。她很想在大雪纷飞之际，登上长城，一览塞外风光。
然而，她的这种颇具诗情画意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后来她告诉我们，“另纸签证”的办法并不保险，她的一些到过内地的朋友，返回台湾后都受到了情治单位的审查。她说台湾的情治系统是非常厉害的，是无孔不入的，你们不能不防备。
台湾的情治单位在暗杀旅美作家江南以后，弄得声名狼藉，受到海内外的谴责。
但它对台湾同胞来说，仍有威慑作用。邓丽君跟我们约会，经常变换地点，而且她一出门就要戴墨镜、穿风衣，既是提防媒体发现，也是提防国民党的特务人员。
想在苏州安个家
与邓丽君接触一段时间以后，新华分社决定由副社长乔宗淮出面，正式宴请她一次，地点在赤柱的宾馆。这里原是佳宁集团老板陈青松的住宅，佳宁破产后，新华社便买下来作为宾馆。
金庸后来说他也来看过，要是新华社不买的话，他可能会买下来。
隔了几天，邓丽君约我们吃饭，忽然提到要买房子的事。她说新华社各方面的关系较多，能否帮助她物色一套住宅。
根据邓丽君的要求，我们通过朋友，给她在深水湾找到一套房子，这就是现在的赤柱佳美道十八号，她表示很满意。在买下了赤柱的房子后，她约我们吃饭，谈着谈着，她忽然说：“住在台湾很烦，住在香港也烦，我想在内地买套房子，烦的时候就去住住。你们能不能帮我？”这更是出人意外！接着她又说：“在中国的城市中，我最喜欢苏州，很想在那里买套房子。”当她听彭燕燕说我曾长期在江苏工作后，便要我帮忙。我当时以为她是随便说说的，便姑漫应之。
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她忽然打电话问我，在苏州买房子的事情有没有消息，其时我正好要回江苏休假，就顺便去了一趟苏州。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朱局长带我看了一处地方，这是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楼房，院子很大，但楼房非常陈旧，已近危房。朱局长说买下以后可以重新设计建造，买主开价要六万元。我画了个草图，带回香港。邓丽君开始不相信六万元可以买到一院住宅，接着说是不是现在就把钱汇过去？我连忙说此事要等她亲自到苏州看过以后才能决定，可能还要办一些手续，现在急不起来。
1988年春，苏州有个代表团到香港举办食品展览，地点在裕华国货公司四楼。我让彭燕燕打个电话问邓丽君想不想去看看，邓丽君一口答应。翌日，我们陪她到了裕华，服务员端来了几盘苏州糕点。邓丽君显得很开心，吃了不少。离开时，她忽然回过头，到几位糕点师傅跟前握手致谢。我注意到这个细节，这表现了邓丽君的礼貌与素养，也显示了她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尊重。
当天晚上，邓丽君打来电话，说她想请苏州客人吃饭，要我替她约定个时间。我因为忙于其他工作，便请彭燕燕代为安排。这次邓丽君设宴在天香楼，是一家菜价很贵的酒楼。她对客人非常热情，并宣布说：“我现在打算在苏州买套房子，将来我要住在那里，每天喝龙井茶，吃你们的糕点，该有多好！”内地的改革开放，给邓丽君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几乎凌乱地给自己编织了许多的梦：驻足长城，憩息水乡，仰望故乡明月，倾听西部天籁，当然更多的是在亿万歌迷的掌声中，再现风采，再铸辉煌。她的梦并非太虚幻境，而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只是由于有一个无形的网笼罩着她，她始终无法冲破。
有关邓丽君歌曲解禁的传说
我记得，邓丽君的歌曲是在“文革”后期传入内地的。那时大多数人家没有录放机，不具备听歌带的条件。邓丽君的歌曲是口头传播的，传播很快，特别是像《阿里山》一类的歌，不少人都会哼唱，上头发现后，即下令禁止传播。当时说邓丽君的歌是“黄歌”，是“靡靡之音”；还讲邓丽君参加过国民党的“劳军”活动，是反共的。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禁令仍未废止。
到了1984年，情况起了变化。从内地到香港的人员纷纷争购邓丽君的录音带，这说明海关已经解禁。于是，邓丽君的歌曲像野火春风般在内地传播开来。
这只不过是关系到一位歌星的事，但人们似乎赋予它深层次的含义，把它看作是内地社会更加开放，文化上更加宽容的象征。因而在香港引起了种种传说。一种传说是：有个中学生直接写信给邓小平，问为什么要禁邓丽君的歌曲？小平同志在信上批了一句话：“我也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另一传说是：邓小平在接见香港立法局议员邓莲如时说：“香港有个邓莲如，台湾有个邓丽君，我们都是本家。”这些传说无从证实，但肯定有附会的成分。小平接见邓莲如等人的谈话记录我是看到的，其中并未提到邓丽君。那时正是海外华人所称的“小平中兴”时代，小平同志在海外华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人们看来，只有具有豁达气度与博大胸怀的邓小平，才能为邓丽君“正名”，才能使邓丽君的歌曲解禁。
种种传说虽无从证实，但“解禁”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后来，邓丽君的歌曲在内地被广泛传唱，而且经久不衰。
邓丽君生于1953年1月8日；1995年5月28日，邓丽君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长眠于台湾金宝山墓园，那一年，她才42岁。
而多年后的今天，我忽然又想起了与她有关的一件往事。
几十年前，有一个中国北方的才女，穿过抗日战争的硝烟烽火，辗转流寓香港。她在香港住了三年，溘然长逝。她就是女作家萧红。她逝世后葬于浅水湾坟场。1988年冬，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大公报一位朋友带我去看萧红墓。在回来的路上，我凑了一首小词，随手写在小纸片上。这天晚上，邓丽君约我们吃饭，偶然谈及萧红。她说：“我知道萧红，读过她的书。”我问是不是《生死场》？她说是《回忆鲁迅先生》。她称赞萧红的文章写得好，并说：“我过去不了解鲁迅，看了萧红的文章后，才读鲁迅的作品。”我蓦地一惊，接着产生了一种内疚，过去把她看得太浅了。于是我把写的小词送给她，她看后小心地折叠起来，放在手提包内。
时至今日，我忽然发现这首哀悼萧红的小词，其实也可用于哀悼邓丽君。特抄录如下：
踏莎行(访萧红墓)天涯流落，江湖笑傲，难得才情高格调。长留清辉在人间，寂寞空冢谁凭吊。
海着碧衣，山披翠袄，凄凄此处埋芳草。北魂南魄领风骚，文债情债均未了。（牛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