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学与人类学联合课题组最近很抢眼——继声称已百分百确定曹操家族DNA之后，课题组又宣布将升级研究议程，围绕中华民族形成史、中华家族史和历史人物展开更庞大的立体研究，对炎黄、尧舜禹、孔子及其后人进行真伪鉴定，以确定他们是否真实存在过，抑或只是历代传说形成的符号。
在人文学术议题早已不具社会轰动效应的当下，这个现象在学术—社会两个层面触及不少值得我们省思的地方。先来看学术，围绕一项研究课题的评价，不妨从问题、解决方法与结论三方面展开。
关于曹操家族DNA研究，课题组依据族谱史录，选择确定了8支曹氏后人族群，并依据安徽曹氏叔祖父墓的遗骸牙齿，最终确定了二者DNA的同一。有了这个基因类型，经过比对，历史上流传的诸多身世传说都被证伪，如曹氏出于汉初曹参或由夏侯氏抱养。而从遗传学上看，现世曹氏后人基因的祖先交汇点在1800至2000年前，与曹操所处时代吻合。
目前我们看到的质疑和争议，大多围绕其研究方法，比如选取的曹氏后人是否有足够代表性，古遗骸的DNA检测鉴定是否安全可靠。课题组对此有回应辩解，这些问题有待更为规范的专业评审。这里面的是非，我并不关心。
我关心的是课题组的升级计划——将真实性的科学关切扩张至炎黄、尧舜禹、孔子及其后人，这时候，课题研究的社会性就成为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维度。我们需要据此来评价课题的价值与效应。我认为，诸如“鉴定孔子之真假”，如此表述的研究取向已透露出一种缺乏文化自觉的现代轻妄，或有故作惊骇之论、炮制噱头的嫌疑。
透过DNA或许可以鉴定身份真伪。文明和文化的形成，当然离不开物种肉身的延续继承，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人物行迹所形成的精神、记忆、信念之更替不绝。这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及其蕴涵的精神价值，远远超过科技意义上的求真。孔子本人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于“三代之礼”的因承损益，才是真正证成文明传统的不二法门。叔梁纥(孔子的生父)之墓何在，即使对于青年孔子，也是个颇费周章的真实性问题；而对后人真正有启示教诲的，乃在于夫子之仁孝精神。课题组这次所倚重的中华谱牒文化，也正是得益于此。可以说，曹操DNA的获知对于三国政治社会的综合理解贡献十分有限，鉴定孔子DNA就能破解中华文化传承密码的欲念，更实在是为专业技术加负了太多僭越性的目标。
在现代国人的启蒙主义心智中，可能缺乏对于这种僭越的敏感和自觉。他们或许应该倾听那些被鉴定“为非曹操后人”的曹姓族群之回应，他们对于祖先的认同，并非出于血统的纯洁性，更多来自历史记忆和精神认可(如曹堂庙、英雄事迹)。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当把这种研究方法同样复制于衍圣公后人身上，其间蕴涵的某种亵渎与不敬。1966年孔子墓被红卫兵炸开遗留的精神创伤，如今又被科学主义的剃刀，再度撩拨、剜蹭。人们需要再次打破孔林的宁谧，为这种无根虚妄的现代迷思献祭吗？
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复杂文明体的形成与延续，得益于孔子开创的儒家传统的凝聚抟合。后者对于世代人心伦理的维系养成，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道统与治体根基，所谓庄严者系于此，所谓尊崇者系于此。这个善的价值，才是真正值得我们为之守护的。
假如孔子不是真的，数千年经典之人文化成，难道只是一场虚妄？假如孔子不是真的，难道我们要一切从头来过？某些现代国人也许有这样的愿力与理性，我宁愿相信这并非课题组所愿看到的文化效应与社会暗示。我们所应反思的，恰恰是那种缺乏文化和历史自觉的现代主义DNA。(作者：任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