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大体是从学日本开始的；当年的政府考察团，纷纷派往日本，官私留学生，去的也多是日本。所以，西方的制度名物，多假日本而入华，服饰时尚，亦复如是。留洋之人，是否学有所成难以究论，但大抵会换上洋装。1903年梁启超游历北美时搜集到的三位中国女留学生照片，一律的西式连衣裙装扮；赴日留学生，更是如此，尤其是女生，几乎全是东洋服饰，而且从头到脚都是，连头上的草帽，都大肆从日本进口，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更是一下暴增40倍(《协和报》1914年第4卷第24期《日本帽之盛行于中国》)。脚下穿的袜子也差不多，《新青年》1922年第7卷第6号《织袜业》说：“我们所穿的新式袜子，大家都叫它洋袜，向来都买外国货。民国初年，满街都是日本货。”
其时国内还是相对保守，即使有租界，以及大胆的妓女的引导，也只是用些洋料子，式样却一仍其旧，妇女还是“两截穿衣”；后来有了“番装”，即洋式服装，也只限于小孩子的衣帽，妇女们穿起来在街上走的很少。真正接受西洋时尚，也正是因为后来留日之风大盛进而内传的影响———日本人也是黄皮肤黑眼晴，他们能穿我们也能穿，所以日本服装也为一般时髦女子所醉心。这所谓的日本服装，当然不是传统的日本和服，而是效法西洋时尚新装；“当时流行的衣衫是既窄且长，裙上也无绣文，其色尚玄，配上手表，椭圆的小蓝色眼镜，加以皮包和绢伞，是最时髦不过的”。关键这是由留日学生介绍而来。(《申报》1946年10月7日《上海妇女服装沧桑史》)
这种“文明”的装束，在年轻妇女尤其是女学生当中，备受欢迎，逐渐定型为高领衣衫狭窄修长，与黑色长裙相配，袄裙均不施绣文，不穿耳裹足，不戴首饰，不涂脂抹粉的文明新装。由于女子学堂原本西化产物，其着装自然最为“文明”，引得众皆效仿，影响时尚十余年。不过，也有人对东洋时尚的女学生装束施以讥嘲。如针对其东洋发式，并在发髻上戴蝴蝶花，嘲讽说：“当头新髻巧堆鸦，一扫从前珠翠奢。五色迷离飘缎蝶，真成民国自由花。”(《申报》1912年3月30日谷夫《咏沪上女界新装束四记》)
其实，中山装的原型为学生装，学生装脱胎于日本海军装，也算是东洋时尚的学生装，哪见过有人或敢于嘲弄讥讽？陈作霖说，晚近以来，中国大地上也渐渐兴起一股崇洋风，从洋油、洋车、洋楼，到洋布、洋绉、洋帽、洋装，“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更准确地说，乃是以东洋为尚。(作者：周松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