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许地山、周俟松结婚十一周年纪念
许燕吉
落花生的父亲
位于港岛半山腰上的香港大学仿佛一座迷宫，这里有各个年代叠加起来的建筑群，每一栋楼见证着不同的历史。我们乘坐的汽车驶出校园，进入薄扶林道。车上一位香港大学的老师突然问我：“还记得小学课本里的《落花生》吗？”“许地山先生写的。”我答道。这位老师指着车窗外的某个方向说，“许地山先生的墓就在那边。”那个方向是薄扶林道上的基督教坟场。
半年后，我在南京见到了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
“我前些年去过香港给父亲扫墓，那片墓地已经很大了，跨了道路两边。”许燕吉说，“香港大学跟以前也很不一样了，当时只有那3栋红楼。”80岁的许燕吉跟我回忆父亲许地山时，是在南京一家医院的病房里。这些天她身体不太好，需住院观察。
1930年代中期至1940年代初，许燕吉曾经坐着家里的奥斯丁汽车行驶在薄扶林道上。父亲不会开车，开车的是母亲周俟松。
此时的许地山是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他们住在罗便臣道上的一幢两层小楼上，一楼租给一个英国人做生意，二楼还有好多房间。“那个楼就像个网球拍一样，”许燕吉说，“前面是客厅和我们家人的房间，后边是一间客房。”那间客房曾住过许多人，给她印象最深的是梁漱溟，因为梁漱溟跟她父亲一样，都吃素。
当年，港大想聘胡适做中文系主任，胡适推荐了许地山。原本任教于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因与校长司徒雷登理念不合，发生争执，被解聘。正好有这个机会，他便携家眷南下任教。
许燕吉小时候在香港住了7年。那时她去得最多的是陈寅恪家，她和陈寅恪的3个女儿玩得非常好，现在还保留着跟她们在香港的合影。有意思的是，许燕吉的爷爷许南英曾对做过台湾巡抚的唐景崧非常不满，而唐景崧正是陈寅恪妻子唐筼的祖父。
许南英出生于台湾台南。许家祖上是广东揭阳，在明朝嘉靖年间迁至台湾。中日甲午战争后，战败的清政府将台湾割予日本。许多台湾民众不服从，成立了台湾民主国。日军在基隆登陆，台北告急。时任台南团练局统领的许南英与镇守台南的刘永福，率兵支援台北。行至途中，台北失守，唐景崧退回大陆。许南英极气愤，只好南撤，“能固守台南，亦有复土之望。”
但是，失去支援的台南最终沦陷，许南英只能内渡至厦门。别离九代人生活的台湾，他深感痛苦，写过一首《如梦令·别台湾》——
望见故乡云树，鹿耳鲲身如故。
城廓已全非，彼族大难相与。
归去，归去，哭别先人庐墓！
许地山的名篇《落花生》里有一段话是许多人小时候都背诵过的——
爹爹说：“花生的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
文中的“爹爹”，就是许南英。
种花生的园子是许家在台南的住所，许南英的父亲取名为“窥园”。园名来自汉代董仲舒。董仲舒年少时读书刻苦，书房紧挨着漂亮的花园，但他从未进去，甚至没看过，“三年不窥园”。
许南英的际遇跟“花生”很像，“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他16岁就开始参加童子试，25岁取秀才，31岁中举人。当时参加乡试的地点是福州。多次渡海考试的许南英写过一首诗自嘲：“扁舟一棹马江平，席帽依然太瘦生。卖藕小娃犹记得，笑余三度到榕城。”
中举人后，许南英又两次进京参加会试，均落榜。直到1890年，光绪帝“亲政”，清廷特办“恩科会试”，许南英才取得“同进士出身”的功名，任兵部车驾司主事。此时的许南英已经36岁。到兵部不久，许南英就请假回台南，之后再没回去。
有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京师主事俸禄微薄，官场应酬开销大，贫苦家庭出身的许南英难以支撑。还有就是，当时清廷腐败，许南英性格清高耿直，与官场风气格格不入。“天生傲骨自嶙峋，不合时宜只合贫。”——这是许南英在1892年写下的诗句。“那时考进士就像现在的人考个职称一样，我爷爷其实不喜欢当官。”许燕吉说。
许地山也是耿直之人。“我父亲如果活到解放后，也肯定没好日子过。”许燕吉说，“他不是那种会憋着不说话的人，燕京大学时，他就跟司徒雷登争论。周海婴不是写过嘛，有人问毛泽东，鲁迅要是活到现在，会怎样？毛泽东说，要么他闭嘴，要么蹲监狱。我父亲也会是像鲁迅这样的人。”
在文学主张上，许地山和鲁迅不是一派。以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许地山等人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为人生”。更具体地说，许地山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流露着“生本不乐”的宗教意味。他曾经在一篇序言里写道：“我看见的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的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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