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反对派对其获胜是否真实提出的质疑不谈 ，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以微弱优势在委内瑞拉总统大选中胜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疑问：没有真正受欢迎、有魅力的领导者，民粹主义究竟还能否发展，抑或，像查韦斯主义这样的运动一旦失去被奉若神明的领袖之后，注定会逐渐走向没落？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如果没有反建制领袖和自觉被主流政党所忽视的民众之间直接有力的联系，民粹主义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但人们过高估计了领袖在民粹主义中所起的作用。事实上，因为民粹主义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上述观点和其他两种观点——即民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直接民主的呼唤，以及民粹主义者只能抗议，但永远无法执政——都需要有所改变。
民粹主义不像自由主义，它并不是一套鲜明连贯的政治理念。但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用简单化的政策建议来迎合大众的政治运动。虽然民粹主义者或许特别乐于崇尚肤浅的解决方案，但这种策略并非他们独有。此外，责难民粹主义者的智慧和态度，只会给民粹主义者们的攻击以可乘之机：看看这些根深蒂固的狂妄的精英吧，他们怎样对普通民众的常识不屑一顾。
从政策的角度很难理解民粹主义；相反，民粹主义是一种想象政治的特殊方式。它将勤劳无辜的民众与腐败的精英阶层（这些人不真正工作，只关心自身利益）和社会底层民众（这些人同样不工作，却依靠别人过活）相互对立。
在民粹主义者的想象中，社会的最顶层和最底层都不属于他们“民众”这个群体：他们这些人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外来势力的支持（比方说中东欧地区亲欧洲的自由派精英）；更加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是移民或罗姆人那样的少数族裔。通常在民粹主义者的政治想象中，精英总是过分照顾那些像他们自己一样不属于社会大众的人群。欧洲精英往往被指以权利保护为名在少数族裔者身上浪费福利。美国茶党的民粹主义者经常想象左翼自由主义、东西海岸精英和非洲裔底层民众之间存在某种邪恶联盟（在他们眼中，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就是上述联盟的代表人物）。
能够代表这种纯粹道德，而非政治形象的领导人更容易赢得选民的关注。但这并非最重要的因素。查韦斯向民众保证“我身上可以找到你们所有人的影子”，这可谓至关重要。但同样，领袖也可以是别的个人或团体；甚至没有一个特定的领袖存在。比方说，谁是真正的茶党领袖？
选民支持民粹运动是因为他们认为：现有精英没有资格充当他们的代表。他们本身并不反对代议制民主——他们只想要道德上更纯粹的人作为代表。
因此，呼唤更多民众参与，这并非民粹主义的要义；相反，民粹主义是选民在感觉受到排斥后外在的表现形式（尤其在拉美这可能是某种现实）。但呼吁政治包容有别于要求直接民主。在直接民主属于常规政治的部分地区（比方说瑞士），民粹主义政党一直比其他地方更生机勃勃。
认为民粹主义政治家来自以反对为主的抗议政党，因此一旦掌权将无法有效执政的想法同样是一种误导。相反，民粹主义者当权的特点是只关注自己的“目标客户”（其余人完全不配得到关注）。这些人更乐于使用强硬手段，而不是制衡之术。
从民粹主义者的角度这种态度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代表了民众的真正意愿，他们为什么要接受制衡？民粹主义者可以接受代议制民主，他们不能接受的是政治多元化及合法的反对党。
正是这种丑化对手、而非偏袒穷人的倾向使查韦斯成为一名民粹主义者。再举个例子，只看名字就令人印象深刻的真芬党（True Finns）之所以成其为民粹主义政党，不是因为它批评欧盟，而是因其宣称是民众唯一的真正代表。同样，意大利民粹主义者毕普·格里罗为普通民众赋权的意愿不是引起关注的原因，真正引起关注的是他公开宣称因为其他竞争者的腐败和非道德行为，其“五星运动”应该占据议会的所有席位。
正是民粹主义的这种特点——相信民众只有一种愿望，且只有唯一的真正代表可以实现他们这个愿望——能够解释民粹主义和技术官僚政府间的近似之处（这种相似常常体现，却鲜有人指出）。这就像技术官僚认为，每一个问题只有一种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因此政治辩论根本就毫无必要。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民众有且只有一个纯洁的愿望。而自由民主的假设则正好相反：要容忍不同观点和不同的政治选择。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高级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