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左)与季承(右)
季家，是山东省清平县王里长屯(过去一直误为五里长屯)的大家族。远祖系何人，来自何处，已无确切说法。一曰，系远古颛顼帝之孙陆终氏之子季连；另曰，春秋时鲁桓公之子季子友为季氏远祖；又曰，季氏可能源于周之八士之一的季随，等等。季氏属地大概在渤海郡，即今河北沧县一带；也有说山东、安徽的。
最近在山东省苍山县发现了四大册季氏家谱，据载，季文子是季氏家族的远祖，他的墓已经找到，县里还专门派人来京请父亲题写“季文子之墓”几个字。季文子就是春秋时鲁国正卿季孙行父，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68年。季文子执政达33年之久，是一位极为廉洁的臣子。由此看来，季文子是季家远祖似乎更可靠。
山东清平季氏，到清朝末年即19世纪末我祖父那一辈，已经传到第九代。后来，我曾祖父兄弟二人，汝吉、秀吉，从王里长屯迁到附近的官庄。官庄的得名，因那里曾出过一位举人。祖父一辈共有亲兄弟三人，在季家十一个堂兄弟中分别排行第七、九、十一。我的祖父大排行第七，称七爷，名嗣廉；我的叔祖父名嗣诚，字怡陶、化斋，大排行第九，称九爷；十一爷名号不详，都称呼他一叔，早年就送给了王里长屯姓刁的人家。大大爷、二大爷没有外出，三爷、四爷、五爷、六爷、八爷、十爷都下了关东，除八爷曾经到济南看望过九爷外，其余的几位都没有消息，不知所终。
八爷到济南看望叔祖父的时候，我还小，只记得他头上裹着一块白布巾，肩上挎着个白布包袱，进门就地磕头。他是从东北回老家路过济南的。那时老家的亲人，以为他在东北发了财，要他回来生活。殊不知，他没有发财，依然穷困。回家之后不久，便又回东北去了，以后也没了消息。他在济南的几天，给我讲了许多在东北深山老林打老虎、抓狗熊和挖人参的传奇故事，这倒使我印象深刻。他说，人参是活的，平常的样子像一个小孩，光着身子，穿一件红肚兜儿，在深山密林里到处行走，很难跟踪。一旦发现了人参，就要立刻在它的茎上拴上红头绳，并要高呼一声“棒槌”，否则它会立刻逃之夭夭，休想再找到。打老虎和抓狗熊，一般都是用挖陷阱的办法。做好陷阱也不容易，关键在于伪装，不让它们看出一丝破绽。
上面要放上一只兔子之类的动物，最好是活的。陷阱里要装上机关，老虎或狗熊落入陷阱，如被机关卡住，事情就好办多了，否则要缚住它们，也是很困难的。我被他所讲的故事迷住了，很想跟他去东北大森林里挖人参、打老虎。
在老家官庄，我的祖父和叔祖父，同样由于贫困无法生活下去，被迫到济南谋生。查阅叔祖父留下来的诗歌，得知他生于1883年，但什么时候去的济南，不得而知。估计是20世纪之初，他二十几岁的时候。
祖父、叔祖父在济南究竟怎样奋斗，干了些什么营生，别说我，恐怕连我父亲也不清楚。只听说他们卖过苦力，拉过人力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后来，叔祖父还考上了“武备学堂”。他虽然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但聪明过人，得以自学成才。他读过大量的古文典籍，能撰文、做诗、填词，还能制印，又写得一手好字，考武备学堂自然不成问题。父亲对我说过，叔祖父很精明，他娶了时任武备学堂教官的马某之女(我见过她的照片，相貌不算出众)，这大概也是他得以进入学堂的原因之一。
山东武备学堂成立于1902年，学生虽然算行伍，毕业出来也可以担任文职，可以有稳定的饭碗。叔祖父学的是测绘专业，毕业后在黄河河务局谋了一个差事，比较称心。这时，祖父和叔祖父商量，由叔祖父在济南挣钱，他则回老家维持门户。我十来岁的时候，一次叔祖父高兴，跟我讲起了一件发生在20世纪初的事情。他由于不善奉承，且自恃有文化和技术，在河务局和上司相处不太融洽，很快失掉了工作。之后，便流落到东北一位朋友家。工作无着，闲住无聊，身上花得只剩下几块大洋。有一天，他去街上闲逛，走到该城南门外，见一家杂货店在售彩票，是为赈济湖北水灾而发行的(可能是1909年的湖北彩票)。他豁出去了，用一半的钱买了两张彩票。过了几天，他又去街上闲逛，看见那家杂货店挂出了大字横幅，上面写着“本店售出头彩”几个大字。中奖的号码就写在底下。这时，他想起了几天前买的彩票，急忙回去拿来核对，只见其中一张的号码似乎与头彩号码相似。他沉下心仔细核对，结果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千真万确，他的那张彩票中了头彩！头彩是4000大洋！没过几天，就有人推着独轮车将4000大洋送到了他寄住的朋友家。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便有许多朋友前来贺喜，难于应酬。贺喜者络绎不绝，借钱的人也越来越多。没多久，叔祖父的钱便消耗了许多。而且，巨款放在朋友家也很不安全。叔祖父见大事不妙，便酬谢了朋友，将钱汇往济南，自己也回济南去了。
当时叔祖父在济南还没有家，发财回到济南后，仍到黄河河务局工作。1919年，便和马教官家的姑娘巧卿结了婚。他租的就是马家的房子，地点在济南南关佛山街中段柴火市对面，与姓彭的人家住前后院。叔祖父和夫人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素秋，又称秋妹，以后随家谱改名惠林。叔祖父把一部分钱寄回老家，让他的哥哥即我的亲祖父，在老家建房置地，建立“后方基地”，准备振兴季氏家族，延续季家血脉。
关于我祖父在老家的所作所为，父亲在他的《灰色的童年》里有比较隐讳的叙述：“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招待四方朋友。”价钱究竟怎么个“荒唐离奇”法呢？
据叔祖父和父亲说，因为有了钱，祖父执意要盖砖瓦房。要知道，在鲁西平原黄河泛区的官庄，虽然当地的土质是黏性土壤，适合烧砖造瓦，但在那个年代，砖瓦的价钱是很高的。祖父要盖一座气派的四合院，东西南北四房各五间，砖瓦很难买到。于是，他就出大价钱引诱别人拆掉自家房子，将砖瓦卖给他。价钱究竟多高，无从考查，但肯定不低。此外，他招待朋友的方式也很离奇。他要显示自己有钱，便常走到集上，在饭馆里宣布：“今天在座各位尽情吃喝，饭钱、酒钱，都包在咱季七爷身上啦！”真是一派暴发户加山东好汉的气派。后来，他又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输钱自不必说。
在济南的叔祖父，鞭长莫及，管不了他。没过多久，房子建起来了，但叔祖父寄回去的钱也让祖父挥霍完了。接着，为了摆阔和赌博，他就掉过头来拆自己的房子，卖砖卖瓦，卖地，最后只剩下一座西屋矗立在原地。祖父又回到了往日一贫如洗的生活。1911年，父亲出生了。父亲的小名起先叫喜儿，过了十天，因为城里的秋妹降生，便将小名改成了双喜。后来又有两个妹妹出生，就是昵称香妹的大妹妹和名字叫淑林的小妹妹。大妹妹压根儿就没有起名，一直叫香妹。
叔祖父在济南有了家，可是这个家没有男孩，只有秋妹一个女孩儿。那时，我父亲正在家乡的黄土地里玩耍。1917年，父亲满6岁的时候，叔祖父和祖父商量，把他从家乡接到济南，为的是让季家独苗男孩好好读书，传承子嗣。祖父哥俩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给我父亲娶两房媳妇，农村里一房，城里一房。在农村的媳妇生的孩子(最好是男孩)归祖父，城里生的孩子(更希望是男孩)归叔祖父。这样，父亲就坐着驴车被祖父送到了济南城里。于是，济南叔祖父家就有了四口人：叔祖父母、女儿季惠林和我父亲。后来，父亲的小妹妹季淑林也来到济南，就成了一个五口之家。香妹没有进城，一直在农村生活，后来嫁到善董庄的董家。
父亲在城里读书、成长。他对济南至前往德国留学的这段时期的生活，有许多叙述，我不再赘述。值得说一说的是，这段时期的生活，给幼年的父亲情感上以深刻的影响，甚至影响一生。当懵懵懂懂来到山东省首府济南的时候，他感觉到了天堂，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梦寐以求的、视为龙肝凤髓的白面馒头，即所谓“白的”，要吃自然不成问题，衣着上也城市化了。可是，生活改善了，精神上的压抑却使他难以忍受。
叔父和婶母的照顾，令父亲感到极端的拘谨。父亲说，叔父脾气“乖张”，婶母心眼狭小，婶母对待他的态度和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叔祖父不是一个恶人，但也无意另眼看待自己的亲侄儿。而且叔祖父天性使然，为人极端严肃刻板，平日总是板着脸，很难看到笑容。父亲说，叔父只有在酒足饭饱后、打麻将牌刚好和了一个满贯时，才会露出一丝笑容。一则这是本性，一则恐怕是由于环境的压力——叔祖父进城后遭受困境太多，身上承受的压力太大。父亲来到叔祖父家，并没有履行过继手续，因此仍称呼叔祖父和叔祖母为叔父、婶母。这本身就有点“见外”的意味，不像我和姐姐从小就称呼他们为爷爷、奶奶。
不久之前，父亲和我一起回忆往事，就说起了当年进城之事。他说，婶母很少给他做衣服，即便做了，给亲生女儿用的料子是府绸，给他用的是粗布。粗布质地粗糙，价钱很便宜。父亲每天要花三个铜板才能吃饱，可婶母偏只给他两个，父亲只有每天饿着肚子。
更为难的是，每天要钱时，年幼的父亲总要酝酿良久，鼓足勇气才能开口。另外，由于秋妹嫁的人家是济南富裕大户弭家。婶母总会让父亲到西关上元街秋妹家去，当然不是让他去玩，而是去“朝拜”。父亲很不乐意去献殷勤、巴结讨好，婶母对此极为不满。秋妹的丈夫叫弭菊田，是弭家的二少爷，每次到佛山街岳丈家做客，少言寡语，不懂礼数。每次离开的时候，总是说走就走，叔祖父每次都狼狈地赶在后面送客，父亲对此很不以为然。
这些小事，父亲一直装在脑子里，*十年后还会提及，可见印象之深。由此可以推断，一定还有更多的事情使父亲耿耿于怀。这些看上去极为琐碎的事情，无形中影响了父亲童心的发展。父亲曾经说过：“我不能说叔婶虐待我，那样说是谎言；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歧视……时间一长，性格就会受到影响。”父亲说，他对叔父只有感激，没有感情，对于叔父将他接到城里虽然满心感激，但是这件事究竟如何看待，一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想好。叔祖父让他进城，只因为他是个男孩，可以为季家传宗接代。进城可以读书，可以发达，但是要抛别父母，受人歧视，寄人篱下。要是自己选择，父亲会选择什么呢？
把父亲接进城，叔祖父的一件大事就是给父亲成亲。那时，我们家住在佛山街上段柴火市的对面，租用的是马家的房子。整个院子呈长方形，前院由季家居住，后院由彭家居住。彭家的来源我不甚了解，据说源于南方的大姓。彭家有四位兄弟。二大爷和二大娘除了生下我的大舅、三舅、四舅，还生了三个女孩，就是我的大姨、二姨、四姨。四大爷也就是我的亲外公，生了一个男孩即我的二舅，以及一个女孩即我的母亲，排行第三。还和续弦的夫人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我的五舅。因此，我有五个舅舅，三个姨。当时，我父亲和四位姑娘同院居住，虽然是前后院，交往仍然颇多。论美，父亲最为称赞的是叫做“小姐姐”的二姐，说她的形象“不同凡俗(的)标致”，用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来形容都嫌不恰当。即便在数十年后(2002年)，他还引用数首宋词进行描述。不过赞慕归赞慕，父亲可没有娶她的想法。因为父亲颇有自知之明，不敢有非分之想。那时，父亲尽管处于丑小鸭阶段，但和被称作“荷姐”的四姐关系非常好。四姐“虽然比不上她姐姐的花容月貌，但看上去也赏心悦目，伶俐，灵活，颇有些耐看的地方”。她经常到前院和父亲聊天说笑，恐怕心里也已经有意于父亲。那个年代，男女即便已经相互爱慕，也只能心照不宣。在父亲的心里，四姐就是他心里向往的理想夫人。在四姐的心里，至少也是喜欢父亲并愿意嫁给他的。但这种事情哪能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荷姐的母亲，也就是二大娘，看不上丑小鸭。当时叔祖父并不发达，父亲又刚从农村来，乡土气未消，貌不出众，她哪能把自己的亲女儿嫁给这么个农村娃。叔祖父母更不知道侄子已经有了意中人，当然不会去指婚、撮合。后来，两家议定将四大爷的女儿三姐彭德华嫁给父亲。其中原因，虽然不能摆在桌面上，但是从后来四姐嫁给殷实富户的子弟刘少言家的情形，便可以推测，那是二大娘偏心眼的结果。这样，1929年，父亲便与母亲结婚了。说起来，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可是却影响了父亲和母亲的一生。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福”，而是我们这一家的“隐患”，说它是“祸”也不为过。由此发生的具有悲剧色彩的故事，随着年月的逝去，便逐渐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