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会见外宾以后，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当握到乔冠华的手时，主席和以前一样总要开心地叫他一声“乔老爷”，可这次乔冠华没有笑，而是将头深深低下，像犯了错误的孩子，轻声自责道：“主席我犯错误了……”“嗯？……”主席先是一怔，后来说：“那不是什么错误嘛。”
头顶失去一方晴朗的天
1950年代末，一出《乔老爷上轿》逗乐了许多观众，大家借花献佛，把“乔老爷”美名送给了当时还很年轻的部长助理。
周恩来与世长辞，乔冠华和所有热爱总理的人一样，悲痛不已。当时对周恩来丧事规格压得很低很低，让人感到异常痛苦，既然是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能改变。
总理遗体即将送进火化炉时，最后一个不肯松手离去的是乔冠华，他已经匍匐在总理水晶棺上哭得死去活来。他边哭边说：“总理啊，你一生无儿无女，今天我就作为你的子女送你最后一程吧……呜呜……”
大家劝都劝不住，费了很大劲才将他拉开，可是他又扑了上去……我在一旁为他担心，他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哪能这样过度伤心！我个子大，力气也大，拼命将他拉住，才使得总理遗体推上火化车。
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感情奔放的人会如此悲绝。虽说乔冠华脾气耿直，爱发火，可悲痛起来却叫人惊恐。当总理遗体消失在火化炉里时，他又发出悲惨的哭声，在场的人全都哭成一团。
等回来，我急忙给他的妻子章含之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今天晚上注意一下乔老爷，总理火化时，他的情绪过于激动，他毕竟是60出头的年纪了……我还没说完，就听见章含之在话筒那一头也泣不成声。
乔冠华在极度悲哀的时候也流露出他起初的感情。他不仅将周恩来当做首长，也当做父辈敬爱。他犹如失去最亲的人，在他的灵魂深处珍藏着最珍贵的感情，只有他自己一人独自品尝独自感受。
第二天骨灰停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在三天吊唁时间里，乔冠华推辞掉一切公务，天天去为总理守灵。当时中央规定守灵每天只去一个政治局委员，外交部轮流去一位部级干部。乔冠华是中央委员，外交部长，可以不必天天去守灵的，为了总理，他独自守到最后。
共和国外交部长最后一次为共和国总理送行，难道不也是暗示着周恩来时期外交部长生涯的结束吗？世界上许多自然现象可以预测，惟独政治气象无法先知。在乔冠华最后送别周恩来亡灵之后，坎坷的命运向他发出了灰色的请柬。
对于乔冠华，我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是个重感情、生性活跃的才子型的好人。在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时期的外交史上，有3个人的形象在我的摄影镜头里特别富有个性：一个是周恩来，具有儒雅风度的外交家；一个是陈毅，具有大将风度的外交家；再一个就是乔冠华，具有才子风度的外交家。他们配合默契，各显丰采，为新中国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外交大门。他们各有千秋各有特点：周恩来严谨庄重而敏锐；陈毅潇洒大度而幽默；乔冠华思路敏捷且文才横溢。说到外交家，人们自然而然就要提起他们。
乔冠华虽说是外交部长，也比我年长10多岁，而我只是中南海专为毛泽东、周恩来摄影的记者，无论是官职还是年龄，我都属于他的部下和晚辈，可我们交往了10多年，又多次共同陪同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领导人出访，建立了很深厚的忘年之交。这过程，也是他由外交部长助理到外交部长职务变迁的过程。可我从来没有感到我们之间有职位高低界线和年龄大小的差距。他总是乐呵呵地平视身边的同志，和他们风雨同舟，共度岁月。再因为他的个性直率、不端官架子和才子文绉绉的气度，手下的人都不惧怕这个上司，喜爱和他亲近，甚至和他嬉闹。1950年代末，一出《乔老爷上轿》喜剧电影逗乐倾倒了许多观众，不知不觉乔冠华也沾了笑星的光，大家借花献佛，把“乔老爷”美名送给了当时还很年轻的部长助理。就这样他带着这个雅号，走过20多年。
别人叫他“乔老爷”，他不生气。家人也不时地称他几声“乔老爷”，后来索性叫“老爷”，他全都认了。久而久之，单位上下，红墙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乔老爷”何许人也！
我和乔冠华打交道最多的一次是周恩来出访亚非拉14国，那也是我们的初交。
我的新闻拍摄采访主要由乔冠华负责，发回国内的新闻照片也由他审定，不过他非常放心我的摄影技术。记得第一次送照片给他审，他却递枝烟给我，也不看照片，说：“你自己决定发稿吧，我知道，你的照片不错，不看了。”临了，把一整包烟也塞给我，这以后我成了他长期“特供”的烟友。既然乔冠华这样信任我，我也就不送他审查了。他的信任只能增添我的工作责任心。
他的夫人龚澎正好是新闻司的“头”，负责发新闻稿，我和他们两口子打交道相对比别人要多得多。在访问团里最叫人注目的也要数乔冠华和他夫人。一个是外交部长助理，一个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职务相差不大，又都在外交部工作，这次又一起随同出国，自然是大家注意的目标，也是大家寻开心的话题。男人一离开家，没有夫人管着，自以为可以端端男子汉豪爽气派的架子，不管在家里是不是“气管炎”，反正出来了就想当当“夫轻松”。可乔老爷就不行了，没有他们那么自在，出国在家没有什么区别，妻子左右跟着，有时为了工作的问题还要争执一番，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夫妻斗嘴呢。说起来也冤枉，他们争争吵吵，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上的矛盾和分歧，为自己的家事还真没有时间争吵呢，连孩子留在北京都顾不上管。不过那时代的人好像只知道工作第一，特别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更是不能有半点分心，得把整个人都交给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叫地地道道的“工作狂”，即使出国也不轻松，甚至比在国内还紧张。现在的人或许不理解，以为出国是游山玩水，领略异国风光的美差，想去只恨找不着门哩，你们还说紧张？要知道那时出国根本不是什么好玩轻松的事，更谈不上风光。每人的工作量就无法让你感到好玩，承担的重大责任更无法让你感到轻松。我们出访有很严明的纪律，外国人馈赠我们的礼品几乎不和我们见面就全部上缴礼宾司，连吃饭也和国内一样要按规定交钱，跑14个国家每人只有30美元的零用钱，有什么风光？至于什么买大件、换外汇，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周总理更加严于律己，连出访服装都是他自己出钱制作的。我们至少出访服装不用自己出资。
大家不在乎经济所得，却很重视精神的充实。工作之余，大家娱乐方法也很多，打打扑克下下棋什么的，要不散散步。有时就凑一起取取乐，和乔老爷夫妇开玩笑时，我一般不参加，只是在旁边掩嘴偷偷笑，觉得乔老爷十分有意思，标准的乐天派。不管别人怎么说笑，他不恼不急，甚至比别人更有兴趣，而且会突然乘人不备，来个“回马枪”。大家被他打“哑”了，他便开怀大笑。我从心眼里喜欢这位大个子却没有大架子的“上司”，和谁都能谈谈笑笑，渐渐地我和他也敢放开了。
乔冠华虽然是嬉笑怒骂、批评人尖锐、不容半点砂粒的人，但他也是非常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他和周恩来总理的感情就很深。他最崇拜敬仰的伟人就是周恩来。如果说远距离仰望一个人能使人产生崇拜，那么，近距离相处后产生的崇拜是真正人格上的崇拜。他们在一起相处交往了整整30年，从重庆办事处就在一起，在周恩来培养教育下，乔冠华由留洋才子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多次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重大国际事务。1971年率团参加联合国会议，首次代表新中国坐在恢复后的联合国席位上；1972年，乔冠华负责起草了中美公报，公报公布后，引起了世界强烈的反响，为中国外交赢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后来又迎接了尼克松访华。他这一连串重大外交活动，深得大家的赞赏。
1974年乔冠华出任外交部长，而关注他成长的周恩来总理却住进了医院。那时外交部情况复杂。我有时见到乔冠华心情苦闷，常常对我说很思念病中的总理。他说现在只有陪外宾去医院的时候，才有机会和总理说说话，多坐一会儿。1975年夏天，我为总理和身边工作人员拍下了最后的合影，留存了这珍贵的瞬间，就是乔冠华积极倡议的结果。
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误
乔冠华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不擅攀附，没有心计。对人对事都是“直来直去，辛辣味苦”。这大概决定了他命中注定要经受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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