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东磐（网络图）
常有人说，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谁而停止向前转动。然而，历史的方向却会因为某个时期人们的思想而改变。章东磐编写的《国家记忆》，被人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谈起，不仅仅因为他擦净了那个被尘封的历史的宝盒，更因为书里蕴含的一种精神，足以让忙碌奔波的现代人放慢脚步，开始思考。
问：在寻找那些过往“记忆”的时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章东磐：研究历史的时候会有各种不同的收获，我最大的感受是西方世界对于历史的尊重。我们的历史研究是放在社会科学院的，也就是说我们承认它是科学，而科学研究必须以实证为基础。每一张照片和有证据价值的文字，就好比是医学里的切片，是客观存在的。
科学是程序优先的，非科学是目的优先的。但有时候，我们的历史研究是意识先行、结论先行的。我们常常先下结论，然后找无数证据，只要验证有一条成立，就确认结论成立，其他不成立的实验全当没作过。这是伪科学的做法。
抗日战争是个很好的例子。我在自己文章里曾写道，我们只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同盟的成员，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胜利了，我们是站在胜利者的行列。曾经有一位名人也这样说过：“我怎么没有感觉到我们胜利了呢？我们在逃难的路上听到消息说，日本投降了。”大量的事实也证明，我们在整个国土上，几乎没有过对日本军队的大规模反攻。
大家都说历史是镜子，但我们得找照着不走样的镜子来用。
问：但是真相就是真相，慢慢就会有人意识到。比如你们编著的《国家记忆》就试图带大家从另一个视角去回溯历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试图自己去挖掘历史的真相，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吗？
章东磐：其实在这三十几年的发展中，中国正在慢慢形成一个想要有话语权的阶层，主要集中在中产阶层。这里所说的中产阶层不是按照政府的标准，客观地说，在中国年收入50万以上的人群才能算是中产阶层。
更进一步来说，由于权力缺少监督，容易导致一些政府部门天然地认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是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因此不惜牺牲所谓的“少数人”，但是他们认为被牺牲的“少数人”可能人数并不少。
这种制度培养出来的纳税人从不关心自己缴纳税款的用途，因为我们也无从知道这些税款的用途。
问：那么，你对制度设计的建议是什么？
章东磐：制度设计应该放在现实中去评估。举例来说，我的一个朋友在澳大利亚因为超速被警察开罚单，但他自己的雷达显示没超速，通过法律程序，最终法庭判我的朋友胜诉，而警察方面所要承担的是，赔钱给那一年这个小组罚过的所有超速者。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问：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中西方在制度设计上以及对待制度态度的差异？
章东磐：在西方世界，制度设计的时候，会假定人是自私的，是利己的，他们的文化鼓励守规则的人，包括最基本的规则。比如他们在设定规则的时候，就会认定抓小偷不归普通人管，必须是警察的责任，所以他们的教育里就不会鼓励你见义勇为，而是鼓励你要学会好好保护自己。
而思维模式还造就了社会管理成本的差异。举个例子，从巴黎坐火车到德国，一般没人查票和检票，偶尔有抽查，如果逃票被抽查到，你的信誉记录马上就有污点，你的违约将导致的巨大成本，是很少有人愿意去承受的。
而在我们的长途列车上，会有很多人查你的票。因为，在我们的制度设计里，不守法的人成本低，守法的人成本反而很高，最后不守法的人越来越多。政府于是又用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弥补，而不是从制度上去调整，所以就造就了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的成本浪费。
再比如，一个外地农民到北京卖废品，骑着三轮车在二环主路上被撞了。农民说，不知道你们城里的马路跟我们村不一样。那这是谁的责任？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制定一个规则，就必须接着设定一个方法，让所有外来的人都知道这个城市的规则。但是我们现行的制度里却是，让守法的机动车承担责任，守法不免责，那谁还守法？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一些政府部门是从自己方便执行的角度去制定规则的。
这样的模式也造就了人们对制度的不信任，人们不把精力放在推动制度变革上，而是放在如何突破现有制度上。人们遇到问题，会无凭无据的去猜测其中的阴暗面、去泼脏水。这样又使得政府部门做事更加畏首畏尾，形成了恶性循环。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大众通过法律赋予一部分人权力，并予以信任。如果民众有充分理由断定被授予权力者营私舞弊，也会用合法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