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家世》 作者：余世存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蒋介石晚年对美国人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去世时仍是个独裁者，我必将和所有的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
“美丽岛事件”引致国际压力，蒋经国内外交困。用一句俗语，蒋经国里外不是人，他一定痛切地意识，“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他意识到，在时代洪流面前，嚣张、腐败的国民党只有顺应变革，才能在历史中留下一席之地。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熟知中国文化的人，一定对自己的作为将有什么样的果报有过深思。毛泽东的高明已经为很多人看到，蒋介石的心思还未被更多的人所注意。毛泽东曾想过火化，蒋介石也不会不知入土为安的道理，但他更希望归灵大陆，大概也有对子孙如何完成平民化有过考虑。
大陆读者对于蒋氏家族，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但多从特定时代的政治角度来看问题居多。尤其是对于蒋介石的个人人格、晚年的转变及其后代家世子孙命途的情况了解的并不多。本文试图从这方面，就自己所知，把它写出来，与读者共享。
一
由于我们对蒋介石的政治军事生涯关注较多，因此对蒋介石的人生描述多半浮光掠影。在有关其人生的众多传记中，中国人仍习惯了将其分类、贴标签的做法——功或过、流氓痞子或圣贤等等，很少人能同情地理解他，并从他的人生、人格中获得对现代人极宝贵的启示。
蒋介石有传统的东西，也有现代创新。这种形式或制度创新，有两个面向，一个即是我们说的爱国，现代国民应有情感理性；一个即是愚忠，比如总理纪念周、领袖训话等等，登峰造极至20世纪的60年代，台湾一地给他建无数的塑像，人们游行时举着他的画像，乃至与大陆忠字舞几无二致的崇拜，蒋介石都算是先行者。
孝的方面，蒋介石对母亲的态度，以及蒋介石的儿孙们对他的态度，都可令我辈唏嘘感叹。蒋经国在苏联生活多年，加入共产党，写过批他骂他的声明，但回到他身边，见到他，即“长跪不起”，这是中国文化的力量，也是蒋介石个人的力量。无论欧风美雨如何吹打，现代气息如何影响，蒋家在骨肉亲情方面有着我们传统而有效的美德。这是今天我们在全社会道德滑坡之际可骄傲可珍惜学习的遗产。
蒋介石还有从传统那里继承的修身习惯，他记日记，在日记中充分反省自己，比如“见艳心动”一类的如实记载，可知他心地坦荡、真诚，对世界有敬畏之心。“目前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写日记，这样真诚而且这么持续。”作为一个领袖人物有这样的习惯、人格、精神，真是值得钦佩。
蒋介石英雄一时，不幸遇到了一生最大的对手毛泽东。我曾经说，蒋介石和毛泽东一如历史上的禅门宗匠，神秀大师和惠能大师，蒋介石是渐修渐悟的神秀大师，毛泽东是顿悟的惠能大师。
其实，渐修和顿悟都有其偏好、合情理的基础，只要我们把握好，都能有所收获。而且，在极致处，他们都会向自己的对方致意，都会成为对方。这才是人生宇宙的圆满。蒋介石和毛泽东晚年都曾关注过对方，就是一个例证。毛泽东虽然是天马行空的大师，但多次强调要实事求是。而从历史来看，我们民族最缺乏的还是脚踏实地的精神。明心见性，不立文字，直探心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顿悟法门，在现实中多被歪曲，多聚骗子和痴妄的愚夫愚妇。
在个体生命的完善中，顿悟派们也非渐修派所能相比，只要看看蒋介石能够随心所欲地跟世界对话，有极为健全的世界眼光就知道了。1945年8月15日，“文胆”陈布雷生病，蒋介石自己写下宣布抗战胜利的演说文稿。这位在耶儒之间出入自如的领袖说，要感谢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感谢盟友，感谢国父，“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蒋介石自承，基督宝训上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令他发生无限的感想。
蒋介石留学日本，可说流利的日语。他后来意识到英语的重要，只是因为公务繁忙，只好放弃，但他鼓励身边的人和自己的孩子学习，他对唐纵说出的名言即是：当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1922年，他给蒋经国写信：“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二十年后，当蒋经国三十五六岁时，蒋介石还写信要求他每周花六小时学习英语，尤其是英语语法与阅读。
二
人们注意到，蒋介石的晚年在相貌上都发生了变化，那种慈祥的神态是装不了，假不了的。相由心生，他一生东征西讨，威风八面，在反省和渐修中走向了平实。基督徒说他活出了基督徒的生命，儒教徒说他活出了圣贤气象。
自己追求的人生高地，也让自己的孩子获得，让自己的身边人获得。蒋介石一生证实了这种人格。在危急关头，蒋介石的人格气象给人感受尤深。在失去大陆前夕，他更是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瞻望的目标；失去大陆后，他虽然承受着失败者的羞辱，但仍努力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作家王鼎钧先生回忆说，人们虽然对蒋介石的感情复杂，甚至有人仇恨，但花果飘零，在台湾小岛生存，人人都知需要追随蒋介石。
至于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们，则超越了这种现实的利害，从更高层面评价蒋介石。钱穆先生说他“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今天许多人都承认，台湾地区是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的地区，其现代化是传统与西方较好的结合，这多少要归功于蒋介石。
至于对个人生活真善美的追求，更使得蒋介石能够逾越极为自足的阳明心学，能够进入基督的世界。他跟宋美龄的爱情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涉外事件。年龄差异、文化差异、信仰差异……可以说，他娶宋美龄，跟娶美国长青藤学校的白种女人相差无几。虽然初期磕磕碰碰，但他跟宋的夫妻生涯堪称美好。也正是在宋家人的要求和影响下，他人到中年，仍从头学习人的信仰，并真正皈依了基督。
但这个刚强的、开放的人有足够的意志和毅力打通中西文化的任督二脉。阳明心学一度流于自负，阳明先生本人也说过，我心光明，夫复何言；阳明信徒多被认为跟人格神势不两立，更不能一体。但蒋介石通过阳明学的内省和基督世界的忏悔，接通了二者。这也实证中国文化的和合能力、再生能力。事实上，这不仅是蒋介石一个人创造的奇迹，也是我中国国民在明清以来的实践结果。
历史学家、文化史家乃至新儒家都注意到，我国人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坎陷的历史，我们对西方列强或说发达国家有嫉羡心理。从普通国民到国家元首，多在迷惑、自卑之中。但幸运的是，中国现代的国父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蒋介石，都破除了这种心理，而极为坚定、自信。孙文不论，即以蒋介石的对日态度而言，称得上大体健康。蒋介石不讳言日本的强盛，他的治国、治军理念中多有向日本学习的元素，但他抗日也足够坚定，他有名的《庐山谈话》中说：“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而抗战胜利时蒋介石的广播讲话则说：“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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