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家族
2005年底荣毅仁去世时，荣氏家族再次高调跃入人们的视野。这个富豪家族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在一百年中经历了从晚清、民国、抗战、解放、“文革”，直至改革开放的全部历史震荡，并在每一种格局下都显示出高超的生存智慧，甚至让人感到了神秘。
曾经有人这样总结荣氏四代的业绩：第一代白手起家；第二代另类传承；第三代隔代创业；第四代厚积薄发。这个家族似乎有一些始终延续的基因，很难言说，但是极为蓬勃旺盛。荣氏第一代的荣德生在创业艰难之时曾经说过一句：“天道变，世道却不变。”所谓人心、世道，甚至在政权的更迭中，对商人来说总是有可循的规律。这种规律带着荣氏家族几代人，从无到有，和各种政治力量周旋、妥协、融合，在巩固财富的同时走向权势。荣氏第一代的两位兄弟出身草根，并没有接受过很多教育，对政治也敬而远之，全凭商人的禀赋一心谋取企业规模和资本规模的扩大。在抗日战争期间，荣氏的主要企业也并没有和国民党政府一起西迁，而是留在上海，在战乱中险境求生，反而取得被后人称为“孤岛繁荣”的丰厚利润。但荣宗敬却也因为加入了一个伪政府组织而大受诟病，负气出走香港，客死他乡。
荣氏家族命运最大的转折点是1949年。如果不是因为荣德生坚持留在大陆，即便事后像其他大商人一样被周恩来从香港劝转回来，荣氏的地位和待遇可能就远远不及了。如果荣氏就留在香港，那么可能就是另一个唐英年家族。这个主动留下的选择为荣家赢得了毛泽东“中国民族资本第一户”的赞誉，并且使荣家最大程度地得到保护。当然，留在大陆的岁月对荣家来说意味着许多颠覆性的改变。解放初期，毛泽东曾经对荣毅仁说：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1954年，38岁的荣毅仁将荣氏在大陆的企业全部交由公私合营。但25年后，荣毅仁重新变成了“荣老板”，执掌中信。又过20年，荣毅仁成为《福布斯》富豪榜的大陆首富。此后他的位置由他的儿子荣智健来取代。
荣家历史上的起伏无不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但却总有荣家自身不变的哲学——不论在哪个时代中，荣家的主脉总是表现得非常柔韧，他们从不惮于屈就和妥协，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在某一个时代或政权下拦腰折断。荣氏第一代的兄弟二人中，兄长荣宗敬性情豪放，大有气魄，但也很刚烈，经常为不肯屈就而愤懑非常。而荣德生显得保守谨慎，但更长于打理关系，更善于在逆境中向人求得帮助。他的那句“世道不变”最好地诠释了一种商业哲学。剖去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表象，商道最核心的规律却没有变化。这种世俗的智慧或许不如理想和壮志那么绚烂，却显然比后者更加持久和圆融。
荣氏第一代早年的惨淡经营
荣氏兄弟起家时和同时代的许多商人一样，出身草根阶层，白手起家，全靠求生的意志和毅力摸索。
荣家的老家在无锡荣巷，位于无锡市西郊。荣家的祖先种稻植桑，务农传家。到荣氏兄弟的父亲荣熙泰时，荣家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乱中失去了除荣熙泰之外所有的男丁。14岁的荣熙泰只得收拾行装，辗转南下广州投靠族亲。幸而得人提携，成为“磨刀口厘金局”(相当于现代的税务局)的一名管事。十年后他回乡与石氏成亲，育有二子二女。这两个儿子便是后来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荣氏发家的第一代。
荣宗敬7岁入私塾读书，生性好动，大有敢作敢为之风；弟弟荣德生小两岁，性格与哥哥不同，有些拘谨内向，胆小木讷，3岁才开口讲话，9岁方入私塾，曾被街坊谑称为“二木头”。荣熙泰每从广东回乡探亲所带回的器物和消息，就是荣氏兄弟接触到的最初的关于外界的知识。因为出身草根，世代务农，兄弟二人似乎也并没有科举的志向。14岁时，荣宗敬效仿父亲当年，一个包袱便去到上海，在一家铁锚工厂开始了学徒生涯。
不到半年时间，荣宗敬因为伤寒，大病一场，卧床不起，被他的母亲接回无锡调治。几个月后，总算病愈，但是发育受到影响，从此个子矮小而显得脑袋硕大。病愈后不久，荣宗敬再次来到上海，在永安街上的源豫钱庄当学徒。几年后，他已经能够在钱庄中独当一面。而与此同时，荣德生也在上海短暂地当过学徒，然后南下广东去给他们的父亲当帮手。
1894年甲午战争后，荣宗敬所在的钱庄在战争中损失巨大，资金无法回笼，宣告倒闭，使荣宗敬陷入失业的困境。荣宗敬在无锡家中蹉跎一年，为生计前途惆怅不已。若干年后他回想起这段岁月，在《宗敬阅历谭》中描述当时的困顿：“人当赋闲无事，守株待兔，日则仰屋兴哇，书空咄咄，夜则槌床反侧，短叹长吁……”
就在荣宗敬蹉跎彷徨时，他的父亲和弟弟也从广东卸职回家了，原因也与甲午战败后洋务派受挫、商业萧条有关。父子三人同时失业赋闲，难免困顿。最后三人商议利用三人在金融业的共同经验，自办一个钱庄。1896年，父子三人集资3000两银子，自备1500两，在上海鸿升码头租了间房，办起了广生钱庄。荣宗敬当经理，荣德生管账。3个月后又在无锡设立了分庄。可惜半年未到，荣熙泰就病逝了。此时荣宗敬23岁，荣德生21岁。
第二年，上海的金融业经历了一场风波。广生钱庄的几位合伙人，唯恐赔去本钱，急急忙忙要抽回股本。荣氏兄弟只得咬牙将别人的股金全数退回，独资接办了广生钱庄。不久清政府改发行新银元，广生钱庄利用洋厘行市的涨落，逐渐获取盈利。他们开始利用钱庄资金经营收蚕业务，由于经营稳妥，不搞投机，两年以后，盈利就将近万两白银，使当初撤股的合伙人后悔不迭。
荣氏兄弟在中国早期企业家的系谱中可算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荣氏兄弟步入商界的时候，年近花甲的张謇正在愁云惨淡地筹措南通的大生纱厂，平步青云的盛宣怀正在江西经营萍乡煤矿，而北方的周学熙此时正在开平矿务局当一个说不上话的总办。至于后来的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此时都还在少年时代。
靠四台石磨起家
荣氏兄弟的事业真正壮大有一些运气的成分，但是执著和善于用人总是经营成功最基本的因素。在取得第一个硕果时，兄弟两人不分红利，用于再投资，这是荣氏家族经营从一开始就具备的雄心和热情。
1899年，荣德生应姑夫朱仲甫之邀再次南下广东去管账。广东是晚清时期中国开放的窗口，此间的商业文明令荣德生大受启发。当时，广东有许多介绍西方科技和实业的书籍纷纷出版，也给荣德生许多启发。第二年，荣德生回到上海，便和荣宗敬商量创办实业的想法。两人经过一番审视，认为面粉是一个大有利润的行业。他们推论的依据是：外国进口物资中以面粉最为大宗，即便有战乱时销路也不受很大影响；而荣宗敬则在钱庄的业务中发现，用来买棉花和麦子的钱款数量最多。另外，清廷当时给予面粉免税的待遇，因为据说面粉是“洋人的食粮”。
当时中国境内已开办的面粉厂只有4家：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这4家面粉厂各有特点。荣氏兄弟没有经验，也不懂技术，所以一家一家前去登门拜访。但是各个厂家都“技术保密”——阜丰面粉厂根本不让外人进门；增裕面粉厂经朋友说情，同意荣氏兄弟进厂参观，但只许他们在楼下走马观花走一圈，不准参观关键的轧粉车间；芜湖益新面粉厂也一样，只看到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使人不得要领。荣氏兄弟只得将各处看到的一鳞半爪、细枝末节慢慢地拼凑起来。为了节省资金，他们托瑞生洋行代买了四台法国石磨，相应地配上英国的机器，采用60匹马力引擎，作为一个性价比最佳组合的选择。荣氏兄弟的姑夫朱仲甫早年在广东担任税务官，由他帮助集资3.9万元，并由他出面向两江总督府申报，同时申请10年的专利权。兄弟二人的分工分别是：荣宗敬在上海订购机器设备，同时主持广生钱庄的业务；荣德生则去无锡征购土地、建筑厂房和安装机器。1901年3月，荣氏的面粉厂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破土动工，此处三面环水，原料可以从水路直接运进工厂，成品也可以顺利运出。
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所以一动工便引起全城轰动，而且这种轰动并不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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