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戎装照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数百万法西斯军队汇成闪击战的浊浪，席卷俄罗斯大地。日本此时也蠢蠢欲动，驻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举行85万人大演习。
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了一封电报，他要求八路军以主力摆在长城一线，对关东军发起进攻，拖住日本关东军，避免日本与德国对苏联两面夹击。
毛泽东诚恳答复说：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这种帮助应当是从自身条件和可能出发。如果孤注一掷，以弱小的八路军与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决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八路军对苏联红军真正的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
在战争指导上，毛泽东从来都不是唯命是从的人，更不是浪漫冲动的人，他的一切决策都建立在精确计算与周密筹划的基础之上，该打的时候坚决地打，不该打的时候坚决不打，他所着眼的就是“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持重待机，战则必胜。
“兵者，国之大事”，“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是古代兵圣孙子的训戒。“谋定而后动”、“慎以行师”、“有备无败”，这是一些近代军事家的忠告。
毛泽东将之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作战指导的一个基本准则——慎战，并将其确定为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红军没有条件与敌人拼消耗，更没有本钱与敌人拼实力。在某种程度上，红军早期的每次作战，对自身来说都是决定命运的决战，只许打胜，不许失败。这看起来非常苛刻，却是现实。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红军指挥员中最早领会到“慎战”，并做到了“慎战”的人。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他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最早提出了“慎战”思想：欲求红军的扩大，除了根据地等条件外，还须利用正确的战术，即“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每战必有俘获，以此逐步扩大红军。在后来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一贯坚持这一原则，与诱敌深入的战法相结合，巧妙予以运用。
1931年4月，国民党军集中2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全部兵力只有3万多人。大敌当前，正面应敌或外线出击，都难以保证作战的胜利，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根据地前部的东固地区隐蔽待机。
国民党军多路推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毛泽东看准了国民党军中较弱的王金钰部，耐心等待战机出现。3万红军在东固山林中，迫敌而居20天，王金钰部却始终不动。
部队出现了急躁、抱怨情绪，有人把毛泽东的作战部署称为“钻牛角”，求战呼声几乎到了难以遏制的程度。毛泽东却神态自若，严词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让部队继续隐蔽待机，死等王金钰部从富田出动。
3万红军在东固的深山野谷中生生等了25天，终于钻通了“牛角”，王金钰部出动了。红军憋足了力，如猎豹扑食，突然出击，在白云山下干净利落地歼灭其1个师又1个旅大部。随后，毛泽东指挥红军横扫700里，从赣水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畅抒胜利情怀，填词一首：“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完整地展现了毛泽东的“慎战”原则。迫敌而居25天，似乎与毛泽东追求“活打”、反对“死打”的风格相悖，实际上则异曲同工。毛泽东说：“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不是急于求成，而是 “持重待机”，道出了毛泽东“慎战”原则的精髓。
1947年1月底，蒋介石集中8个整编师向山东解放区腹地沂蒙山区发动进攻，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决战临沂，会战鲁南。
毛泽东指示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但国民党军进展谨慎，始终保持齐头并进的密集态势，决不突出一路，解放军没有歼敌的战机。
毛泽东再次发出电报：“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
华东野战军放弃华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城，继续诱敌深入。但国民党军还是密集靠拢、集团滚进，华东野战军始终无法扯散国民党军的进攻部队。
关键时刻毛泽东再次电示陈毅、粟裕：“要有极大忍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两天之后，毛泽东再次电示陈毅、粟裕：“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
华东野战军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以极大的耐心和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有顶有放，在沂蒙山区与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耍起“龙灯”，最终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气概，硬是从国民党军的密集队形中剔出了号称“御林军”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将之包围。
“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敌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激战两天一夜，华东野战军彻底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击毙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师长张灵甫。
蒋介石接到整编第74师被歼的报告，五内俱焚，说：“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慎战，同样也是毛泽东筹划战争和掌握战局的基本原则。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战争的天平开始向人民解放军一方倾斜。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毛泽东依旧坚持慎战的思想，只是这时的慎战，已经不是迎击国民党军进攻时的持重待机，而是更加强调有准备、有把握地歼灭敌人。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作战指导从来都是讲究辩证法，讲究从实际出发原则的。他指挥和指导作战从不保守，但绝不冒险。敢于和任何敌人作战，但又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加选择地与任何敌人作战。这样，就把战役战斗的进程最大限度地建立在歼灭敌人、夺取胜利的基础之上。
人民解放军的所有作战行动，都建立在毛泽东和战场指挥员的精心筹划基础之上，都建立在有准备、有把握的基石之上。因此，尽管每一个战役的过程惊心动魄，但结局却似乎从发起时就已经决定。这是一种对胜利充满自信的作战，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作战进程。对于任何对手而言，没有什么比这一进程更令其无可奈何、灰心丧气。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如果仔细研究人民军队的作战行动，进程和结局令人赞叹，而开局则常常使人浮想联翩。人民军队的作战在开局阶段总是显得那样出人意料又顺畅自然，常常是首战告捷，随后很快就能动地将战役进程导入自己设想的轨道，向着最终的胜利发展。这种开局，正是毛泽东所努力追求和特别强调的一种作战指导意境，反映出毛泽东慎战思想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慎重初战。
1936年12月，毛泽东总结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了著名的慎重初战三原则：第一，必须打胜；第二，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第三，必须照顾下一个战略阶段。他强调说：这是“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初战。每逢大战，在开打之前和开打之后的几天内，是毛泽东发出作战电报最多的时候。常常是饭不吃觉不睡胡子不刮，连轴转，但等到战局打开后，他就放开了双手，由前方指挥员根据具体情况去处理，直接的作战指挥电报很少。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国内战争之中，也体现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
志愿军走进朝鲜战场，面对的是技术装备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志愿军到底能不能打，能不能打胜，毛泽东同样心中没有底数。因此，慎重初战和“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指导原则，就显得更为重要。他依然用那种特有的诙谐说：“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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