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与专政之治
题记：反“右派”与反“右倾”之后，“人民”的范畴被不断缩小，“敌人”的范畴被不断扩大，于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成为理所当然的政治选择。以“大民主”为表现形式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非民主化的“革命”，是一种充满“斗争”气息的专政之治。
“内忧外患”
1956年是伟大历史转折的一年，也是“多事之秋”的一年。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发生了动荡和分裂；另一方面，中国本身在社会转轨时期也积累和潜伏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春，国内一些城市和农村先后发生了一些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的事件，甚至还出现了人们进京上访告状的事件。此时，在中共内部，许多人对群众闹事惊慌失措，对剥削阶级消灭以后还会出现如此尖锐的矛盾无法理解，并且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老眼光来观察新问题，因此，多数党员和党的干部主张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人民群众中许多人也对现实情况感到迷惘不解，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也产生了怀疑。
“内忧外患”使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严重偏差。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总结波兰、匈牙利###的原因时指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
此后，他进一步形成了这样的看法：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反“右派”斗争
新中国在凯歌行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担心和警示的党内腐败和少数党员干部的腐化变质问题，使得中共为了汲取教训，防止党的蜕化变质，决定在全党发动一场整顿党员干部作风的运动，并欢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此时，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思想也日趋活跃起来。
在“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和党外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机关干部的官僚主义的批评逐渐增多，并日益尖锐起来。对此，毛泽东表明态度说，“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
随后，由于极少数右派分子趁机散布###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把国内各种事业都看得“一团糟”，把官僚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是“###”，进而提出各党派“轮流坐庄”的要求。毛泽东由此认为，资产阶级已经借机开始反攻倒算，而右派分子就是他们的代言人。为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他挥笔疾书，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等一系列文章，奋力抨击右派分子，并且把这场斗争看作是“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反右派斗争对民主党派和民主政治是一次巨大的打击。由于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对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严重错误，此后“左”倾思潮逐渐泛滥开来。
反“右倾斗争”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定彭德怀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彭德怀等人对他的批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表明出现了一股党外的右派和党内的右派内外夹攻“左”派的逆流。他鼓励“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腰杆子要硬起来”进行“反击”。
1959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共产党里面来，我们共产党员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分很多。最近几个星期，省一级的会议暴露出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那里捣乱，唯恐天下不乱。
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警告说：中国有可能出修正主义。
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
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存在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
1963年，毛泽东发动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1月，毛泽东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指出：我党几十年来的理论和实践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以上表明，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观念和原则引入了党内政治生活，以“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来划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把他们推到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排斥出“人民”的范畴，当作“阶级异己”来看待。而毛泽东对党内###者的打击、压制的态度，也表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不断遭受破坏，党内的民主政治氛围正在丧失。
“一元化领导”
毛泽东针对党外“敌对势力”的进攻，提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对策；又针对党内“敌对势力”的进攻，提出了“正确的个人崇拜”问题。特别是1959年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并退居中央领导二线后，逐渐感到大权旁落，说话不灵，他的意见得不到响应，得不到落实。后来，毛泽东在总结这方面的教训时就认为：
17年来有一件事做得不太好，就是搞一二线的问题。鉴于斯大林的教训，中央搞了一二线，我处二线，刘少奇、邓小平处一线。刘是副主席，一些主要的会议是刘主持的，邓处理日常工作，现在看来不好，结果搞得很分散，发生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因此，为了防止党、政、军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窃取，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他必须夺回权力，再塑权威。为此，他决定从推动个人崇拜开始。
毛泽东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因为彭德怀的“上书”，毛泽东使用“最后决定权”，随意改变了会议主题，由“纠左”改为“反右”。而且毛泽东这种把个人崇拜同维护党的领袖的声望混同起来的观点，被党的高层领导人默认和接受，使个人崇拜在党内“合法化”。
由于强调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导致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由党包办一切的现象，严重地削弱了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和作用，使这一时期许多国家重大问题不再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全国人大的工作机构和职能作用也遭到了严重削弱。
在这一过程中，倾向于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法律界，更是首当其冲地成了反右派、反右倾运动的“重灾区”。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法律就要消亡了”的法律虚无主义观念开始流行。....。。
“文化大革命”
继“整风”、“反右”、“四清”、“社教”运动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又来临了！
“文化大革命”的依据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权被资产阶级所控制，必须以“革命”形式重新“夺权”。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打倒“一大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清除修正主义的根子，把修正主义者把持着的的领导权，夺回到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形式是：“群众运动”，“斗私批修”，“文攻武卫”，“打倒一切”，“造反有理”，“全面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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