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标题：陈子明：关于“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四种观点
最早提出两个“三十年”关系论的是甘阳。他在《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载《读书》二○○七年六期)中指出：“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争论，已经使得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变得分外突出。” 他既反对“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的改革成功”的观点，也反对近年来“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定其后三十年”。他主张“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
2008年12月，“中国模式”论的倡导者们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汪晖说：“我们需要换一个方式来总结中国六十年来的经验。”潘维说：“成功在于我国以六十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那么，贯穿六十年的“法宝”究竟是什么呢？研讨会的与会者说：“不管是人民共和国的30年还是60年，没有变的是强政府”。潘维进而指出，是特殊种类的强政府——“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是“六十年来发展完善的双行政系统”(即“党国体制”)。房宁则强调是“一次性授权使决策成本降低”(即武装夺权定天下，避免了西方选举制度的罗嗦与浪费)。
我在2010年发表的《谈谈“中国模式”问题——响应厚泽纪念厚泽》中批评了上述论调，指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没有变的是‘党专政’。‘1990年代新左派’们却变了，他们从否定邓小平市场化改革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变成了赞美邓小平坚持专政的‘故宫’保卫者(潘维批评‘深入改革政治体制’的支持者：‘说白了就是拆故宫建白宫’)。一个比新权威主义、新秩序主义(《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更加强势的学界‘新右派’正在冉冉升起。”
最近，中共十八大后的新领导人重新拾起了甘阳的话题。他说：“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他说这番话的本意，大概是要站在中间和主流的立场上，弥合左翼与右翼两方面的理论分歧。然而，这是对于当前中国思想界基本态势的一种误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观点是否定“前三十年”，否则就没有必要“改革开放”，更无法理解邓小平所谓的“第二次革命”了。所以，甘阳才要强调“六十年整体观”是一种“新视野”、“新论述”，汪晖才要强调“需要换一个方式”来总结。
近十几来，出现了两种新的思潮，均离开了上述的主流思潮，或者说，抛弃了邓小平的改革模式。邓小平模式是“两手论”，他反复说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的右手是改革开放，左手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种新思潮是毛派的崛起，他们反对邓小平的右手，全面肯定“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完全否定“后三十年”的邓小平“走资”路线。另一种新思潮是宪政民主派，他们反对邓小平的左手，肯定三十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否定六十年贯穿始终的“专政”、“党国”。
“前三十年”否定论、“后三十年”否定论、“六十年专政”否定论，这三种思潮占据了当今中国思想界90%以上的份额，“六十年整体性”论则是2008年后才稍成气候的新观点。胡温体制对于“中国模式”论，始终没有正面表示过赞成。现在新领导人的这番讲话，难道是以“中国模式”论的“国家主义”为新道统的一种试水之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