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文
到香港后没几天，去港大听史景迁的讲座，地点是黄丽松演讲厅。当时不知道，此厅据以命名的黄丽松，是港大历史上第一位华人校长。后来阅读到其回忆录及一些资料，始知这位大学校长不惟拥有多姿多彩的教育生涯，还是一位具备通识眼光的博雅君子，很值得向内地的读者介绍。
黄丽松，1920年出生于汕头，长于香港。同中国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一样，历史的狂风暴雨将其人生之舟吹得颠颠荡荡，航程、航向屡屡被迫改变。
本来，黄丽松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北平燕京大学，但“七七事变”爆发，他只好改考香港大学，港大学费昂贵，入学者多为富家子弟，幸好有港府给的奖学金名额，黄丽松得以进入港大。起初，他读的是文学院，不久就转到新成立的理学院。由于头两年的英文是必修课，进入理学院后的黄丽松，仍然与文科生一起听讲，上导修课，日夕与莎士比亚、弥尔顿、萧伯纳等文学大师往还，黄丽松非但不觉乏味，相反听得兴味盎然，心头振奋。
这些西方经典与少小时期的国学根底，共同构筑了黄丽松博通中西的人文底蕴。黄丽松的小学、中学都是在父亲创办的民生书院就读的，这是殖民地的香港当时几乎仅有的要求学生学国语的学校，教国语的老师是一些国学精湛、个性独特的儒生，几乎以宗教般的尊敬看待《四书五经》。在黄丽松的记忆中，学习国学并不是一个枯燥痛苦的过程，相反充满了乐趣。有一位老师性好饮酒，经常是中饭后来上课，有些微醉中的痴癫。有时兴之所至，摇头晃脑地对起对子来，或带头吟唱经书中的佳句，这个时候，学生们就欢天喜地应声而和。有一次，唱得太热烈了，竟引来黄丽松做校长的父亲匆忙赶至，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位校长对这些博学的儒生总是礼遇有加而优容备至。
这样宽容和睦的环境，令黄丽松记忆中留存的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美好记忆。即使是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多年后，黄丽松对中国古典文化仍然一往情深。在他眼中，“《论语》的内容是既崇高又平易，语言是既简净又雍容的”，而诵读经书、学作文言文及练习书法这些内容，如果今天还能选择，他还会选择这些教育方式。
港大的学习生活紧张忙碌，但也有相当惬意的部分。黄丽松住的宿舍叫圣约翰堂，有大约60间房，每人住一间。每个堂役大概管8个房间，他们将早餐送到学生的房间，只要提出要求，茶、咖啡或其他饮料就会送到房间来。一天之内，堂役几乎无时不在当值，他们打扫房间，倾倒垃圾，还给学生擦皮鞋。这样的生活，简直有如王子。
拉小提琴是黄丽松伴随终身的爱好。圣约翰堂是港大第一个组建交响乐团的舍堂，黄丽松担任第二小提琴手，乐团表演的节目有莫扎特的《小夜曲》，罗西尼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序曲》等。直到1982年港大成立音乐系之前，圣约翰堂的这支乐团始终是港大唯一的乐团。
现任教于港大的著名新闻人钱钢，几年前也曾经描述过今日港大的舍堂管理方式与生态，其舒适、自治情形，与近一个世纪前黄丽松时代的舍堂生活如出一辙，传承得可谓丝丝入扣。
1941年12月，日军攻陷香港，第二年7月，黄丽松开始了流亡之旅。他先在广东真光中学任教，后在桂林国立广西大学任化学系助教。当时，既缺少设备而研究资料又极其匮乏，黄丽松决定利用当地大量出产的桐油，开展桐油分裂的研究，从中提炼出如汽油般的化学物。在他离开广西大学前，这项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
在艰险的流亡之路上，黄丽松始终牢牢携带自己的小提琴。在广西大学所在的桂林附近的良丰，分配给助教的是一栋一层楼的木板平房，房子面对小河上的一座小石桥。月圆之夜，黄丽松常常带着自己的小提琴，坐在桥头的石阶上演奏。良丰地处偏僻，加上是战时，没有任何娱乐，黄丽松演奏的舒伯特、杜赛里等人的作品，给同事们带去了苦难时代难得的快乐。
1943年，黄丽松在民生书院与港大的两位英籍教师的帮助下，获得了去牛津大学攻读化学硕士学位的机会，遂启程经贵州到重庆，然后在重庆搭乘军用运输机，飞跃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加尔各答，从这里乘船到英国。
黄丽松对大学的兴趣此时显露无遗。在贵阳停留一天时，旅伴们无聊地打发时间，黄丽松却去参观了国立贵州大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香港大学流亡而来的学生，发现他们虽然生活如斯巴达人般艰苦，但却人人心灵振奋、精神抖擞。在重庆，他利用闲暇时间，游览了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大学，还有上海医学院。
在战时的重庆，黄丽松观察到，对于政府规范战时日用品行销与分配的一些规定，当时的国人是如何“上有对策、下有对策”的。例如，政府为了防止奢侈而限制饭馆中客人点菜的数量，规定两位客人的晚餐不可以超过一菜一汤，菜可以是肉，也可以是鱼，三位客人则限制为两菜一汤等等。餐馆中的食客聪明地吃完一道菜马上撤走，换上新的一道，桌面上维持规定的样子，如此一来，吃几道菜都无所谓了。又如禁止售酒，餐馆就把酒装在茶壶里，而不用酒瓶，并以茶碗代替酒杯。
黄丽松认为，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不能说上述不是典型的中国人。他认为，当时不论男女，多视自己为家族的一分子，鲜少视自己为社会的一部分，没有摆脱封建社会的习惯，因此生活哲学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到了牛津大学，黄丽松在与英国研究生并肩工作时，发现了自己学术训练上的不足，感觉自己在程度上差了不只两年。幸好，他的导师——诺贝尔奖得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罗宾逊爵士给了他细心的指导，加上自己的努力，在乙烯雌酚这一物质的合成法的研究上，黄丽松取得了成绩，相关论文发表在皇家学会的学报上，并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即，黄丽松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的卡拉士教授从事关于自由基的博士后研究。
黄丽松对英国人及英国社会评价甚高，与对美国人的评价形成了反差。在他眼中，遇到的英国人都和蔼可亲、轻声细语，而且礼貌周到。英国人守法、敬老、善待动物，爱用“谢谢你”、“多谢”、“对不起”这些词语。伦敦的街道纤尘不染，洁净可人。英国人在战时的纪律与对文化活动的热情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当时的伦敦，弦歌不辍，音乐会与芭蕾舞表演不断。在英国三年，黄丽松的小提琴艺术得到长足进步，并养成了对歌剧的兴趣。
相反，黄丽松眼中的美国人，对成功的标准过于单一，即以金钱的多少作为衡量人成功的标准。同时，美国人的确从心底里服膺言论与表达自由这些高贵的观念，但在批评外国时，总以高尚目标作为责备，而谈到自己时，则以实际困难做遁词。黄丽松对美国人在民主与平等方面的自负颇不以为然。
不过，芝加哥与伦敦相同的一点是，都是歌舞繁盛之地，歌声仙乐，让黄丽松享尽耳福，小提琴手艺也再上层楼。
在芝加哥大学，黄丽松与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布洛克博士合作，确定了胆固醇分子的支链中碳原子24、25、26与27的来源，同时也收获了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他与李威相遇并缔结良缘。
风华逼人的李威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商业院，她的父亲是当时中华书局的局长，家庭的熏陶，良好的教育，养成了李威知书达理的才性。来美国之前，她在国内的圣约翰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因为家庭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她的中文根基也颇为深厚，且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此外，钢琴也弹得不错。黄丽松与李威两情相悦，很快结婚，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二人风雨同行，堪称神仙伴侣。
1950年，在外漂泊七年半的黄丽松动了故园之思，想回到远东谋求发展。然而当时的香港大学没有空缺，倒是收到了新加坡任马来西亚大学的聘书。黄丽松告别芝加哥大学，来到马来西亚大学化学系任讲师、教授。之后，他又相继担任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署理副校长、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走上了教育行政岗位。
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教育行政的经历，让黄丽松得以观察、体会大学如何运作，也有机会洞察学术界的人际关系。此时的黄丽松，显示了对大学独立精神的坚持和圆融的办事手腕。
1965年，黄丽松任马来亚大学代理校长。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东姑阿都拉曼有一个习惯，每当他访问亚洲一些国家受到热烈欢迎后，当这些国家的领导到访马来西亚时，他往往会要求马来西亚的大学授予来访的领导人荣誉学位，其中有的领导人是声名不佳的独裁者，这在大学中引发反对的声浪，但却无济于事。这一年，东姑阿都拉曼访问越南归来，向黄丽松建议，以授予荣誉学位的同样方式，向越南领导人阮高祺致敬。
黄丽松很尊敬东姑阿都拉曼，认为他是一位机智、善良、谦逊的领导者，但他更看重大学的尊严与名誉。不过，他并不想顶撞这位领导人。思考一番过后，在东姑阿都拉曼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前，黄丽松向他提出如下看法：学位一旦授予，即不能撤回。早先马来亚大学曾授予名誉学位给苏加诺，而现在他与马来西亚对抗起来，已是我们势不两立的敌人，使我们陷入尴尬的境地，而同样的情况，并非不能发生在阮氏身上。
这番话说服了东姑阿都拉曼，他不再提授予学位之事。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黄丽松的先见之明：阮高祺的政权崩溃，阮跑到美国南加州开了一间小店卖酒。
1972年，黄丽松接到母校香港大学的邀请，回到阔别近30年的香港，担任香港大学校长，迎来了自己教育生涯的巅峰时刻。他在这一职位上干到1986年，成为香港大学历史上首位华人校长，也是港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之一。
香港大学创立于1911年，其源头可溯至1881年成立的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先生即为书院的第一期毕业生。由当时的港都庐押勋爵（Lord Lugard）创始的港大，有着相当远大的办学目标：将港大办成东西方文化的汇通之所，让港大为中国服务，参与中国的青年教育。然而，在创办后的几十年里，创办人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港大与其在大陆上同时代的姊妹学校彼此既没有什么来往，也没有什么内地的学生到港大读书。究其原因，一是港大的教授、讲师几乎清一色是英国人，对中国有兴趣的较少，教学的语言是英文，而所收学生仅限于能在香港通过英文入学考试者，内地考生很难有考取的希望。其次，在港大读书非常昂贵，学费既高，食宿开销亦很可观。
黄丽松接任港大校长的上个世纪70年代初，港大是香港声誉最著的大学，毕业生在各领域为香港社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此时的港大，在医学与工程之外，还增设了法律与建筑专业，成为当时香港唯一的“全科”大学。黄丽松发现，母校已经在许多方面放弃了殖民地的作风，其中最令他感到鼓舞的，是港大在东南亚的大学中享有最高的自治权。在港大，讲座教授、系主任，以及教务委员会和校务委员会的委员，在大学的政策与管理上均具有主导权，现在已多为本地人担任了。而数十年前黄丽松在港大读书时，华人教授寥寥可数。
港大的校务委员会由教师代表团，以及商界、专业人士和毕业生协会等选出来的校外人士共同组成，其中没有香港政府的代表。港大自治权被尊重的程度可从一事上看出来：黄丽松上任不久，一个毕业于港大的政府某一部门的首长，想竞选校务委员会委员，黄丽松向政府指出这样的代表性有利益冲突之嫌，这位首长遂自动退出竞选。
黄丽松执掌港大校长的14年间，港大教师与学生的人数均大为增加，增设了牙医、工业工程、电脑科学、工商管理、商业研究、艺术、音乐，以及日本研究等新学科，一些新的学院与学系也相继成立。
同时，由于港府引入了贷款制度，使较清贫人家的弟子也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一些贫寒学子因此得以进入港大读书，港大为贵族学校的说法被一扫而空。一些新的学科也备受社区欢迎。比如牙医，香港以前一直是将学生送到新加坡与菲律宾受训，然后回来为几百万市民提供牙齿保健服务，而此时，香港有自己训练的牙医了。
黄丽松还大大提高了教职员中香港本地人士的比例，特别是在教授层级上，提高的幅度更大。当然，一些新设学科的教员，需要向海外征聘。黄丽松时期，许多享有国际声望的教授被聘到港大，提高了港大的教学与研究能力，使港大成为东南亚最重研究的大学。
港大的这些成绩，与上个世纪70年代香港教育整体获得发展的大背景有关，也与黄丽松教育世家出身带来的人脉有关，它们带来了几笔不菲的捐款，大大增强了港大的办学实力。同时，黄丽松本人的眼界与通识，无疑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是学化学出身，黄丽松非但不菲薄人文艺术，相反非常重视其对人灵性的涵养。
黄丽松还是一位深具社会关怀的教育家。针对香港社会急功近利的风气对学生的影响，在一次迎接大一新生的讲话时，黄丽松用了“丑陋的香港人”这一激烈的题目，以期起到振聋发聩之效，引起舆论的哗然。
每一个大学校长，都不能不思考大学的使命这一命题。黄丽松在任南洋大学校长时，曾有如下阐述：“大学必须是一个使自己不受外界干扰的出世场所，我曾念过一本英文小说叫做《塔上两人》，书中的主角是一位喜欢离开熙熙融融的人群、高高在观察台上以正当的角度构思的天文学家。作为国家中坚的知识分子，也须有这样宁静致远、独立思考的机会。社会改良，经济改善，科学发现和工艺进步的新思想多是由此而生。”
黄丽松还希望大学这座“象牙塔”能够像一个可以隐居的世外桃源，让公务员、政治家及专业人员时不时离开枯燥的工作岗位，在知识泉源中温故知新，与学者交换意见，或个人静静思考。黄丽松认为，对于那些不正统不受欢迎的观念与结论，大学必须不偏不倚使之发表。人们应该知道，在今天所公认为正统的观念，在产生初期可能被视为不正统，向现状挑战的能力，常常导致人类的进步。这样的大学才能作为新知识、新发现灵感的泉源，才能作为社会的批评者和社会的良知。
在港大校长任上的后期，黄丽松身不由己地涉足政治。1982年，黄丽松受邀第二次访问北京时，获得邓小平的接见。这一次见面，黄丽松亲耳从邓小平那里听到“一国两制”的说法，大感振奋，对香港在结束殖民地身份后，一定会受到妥善的照顾而信心陡增。
1985年起，黄丽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起草委员会的五个专题委员会中，担任第一个专题委员会，也即中央政府与特区关系这一专题委员会的委员。在基本法最后一稿十二章中，该组负责四章及序言部分。此外，该组还负责起草了总则、对外事务，以及基本法解释和修改这三章。黄丽松与起草委员会的内地成员精诚合作，坦率交流，在许多重要而敏感的议题上最终达成了共识。
1994年，黄丽松与李威按照“老来从子”的古训，在两个儿子的催促下，定居英国。这是半个多世纪中，黄丽松第二次离开香港。
黄丽松退休时，港大音乐系专门为他与李威举办了送别音乐会。大学教员、学生以及一些老朋友组成了交响乐团和合唱团，黄丽松也获邀参加演出，与交响乐乐团共同演奏了四首曲子。音乐会的高潮是演唱《校长送别歌》，这是人们专门为黄丽松创作的。
黄丽松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弦歌，获得了令人欣慰的持久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