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葬品是盗墓贼的终极目标，是彼岸。在通往彼岸的路途中有许多艰辛需要克服，有些人做到了，他们获得了陪葬品实现了自己的发财梦；有些人没有做到，即使他们已经进入了墓葬，甚至已经摸到了尸体，但是他们没有获得陪葬品，甚至可能付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哪怕有的盗墓贼功败垂成，他们也永远是盗墓界的失败者，因为盗墓贼这些极端实用主义者只会考虑结果，获得陪葬品才是盗墓贼的王道和硬道理。
通常盗墓贼一看到陪葬品就会加剧肾上腺的分泌，从而呼吸急促，心跳加速，那种无尽的诱惑怎么也抵挡不住。如果要让盗墓贼来回答幸福是什么，他们会说：“幸福就是手里捧着陪葬品，然后翩然离去。”盗墓贼要盗取陪葬品就跟猫儿偷腥一样正常和符合逻辑。如果没有陪葬品，就不会有盗墓贼也不会有盗墓活动，甚至可以说与盗墓有关的一切都不会存在，包括今时今日甚嚣尘上的盗墓小说。
最尊贵的陪葬品：重如山岳的司母戊鼎
在先秦时期，鼎是最重要的青铜器物品之一，一方面鼎是用来烹煮和盛放肉类的器皿。在《曹刿论战》中有所谓“肉食者鄙”的说法，因为生产力低下，物产不足，所以在古代“肉食者”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因此到了后来用“钟鸣鼎食之家”来形容一个家族的富贵；另一方面，鼎也是一种礼器，用于旌功、祭祀、丧葬，也是权力的象征。在丧葬中，鼎的数量可以用来表示死者的地位，“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五鼎墓、三鼎墓、一鼎墓都在考古活动中有发现。相传大禹收集九州的兵器制造了“九鼎”，所以鼎也象征着国家权力，被视作传国重器，后来商朝灭亡，西周建立，“九鼎”也被运到了新都城镐京，所以“定鼎”也表示建立新的政权。正如《左传》所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另外天子遇到什么重要的仪式或在表彰臣子的时候往往会铸造鼎，并且将事件、臣子功绩记录在鼎上。鼎上的文字刻有铭文，记录了相当多的典章制度、册封、战争等，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同时西周时期的大篆文字以及鼎的形象设计都具有十分重大的艺术价值。因此，在有“青铜时代”之称的商周时期，鼎可谓最为尊贵的陪葬品。
与鼎有关的成语很多，例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另外还流传着与鼎有关的故事。传说当年项羽就力能扛鼎，几个人都抬不起的巨鼎被项羽一只手就提了起来，这种力气实在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项羽因此也声名远播，人们认为他是真汉子。另外历史上还有“问鼎”的典故，根据《左传》记载，当年周王朝受到外族入侵攻入了洛阳，强大的楚国国君楚庄王率兵勤王。一时之间，楚庄王得以知道周天子的孱弱势力，心生鄙夷和轻慢，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楚庄王在检阅军队的时候，周天子派人前来犒赏慰问，这楚庄王竟问来人周鼎的大小和轻重。结果被一个大臣严厉呵斥：鼎的轻重是不能询问的。所以后来人们用“问鼎”来比喻篡位夺权的野心。
如今出土主要有司母戊鼎、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等，这些都是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秦朝以后，鼎的原始意义逐渐消失，而随着佛教的传播在中国保存下来，成了放在寺庙之前用作装饰和焚香的容器。在这些著名的青铜鼎器中，司母戊鼎是最富盛名的。它的发现还与盗墓贼分不开。
据说20世纪30年代末，有一个名叫吴希增的盗墓贼正在“探墓”，当钻杆打到地底下十来米的时候，发现探头碰到了硬物，抽出来一看，探头竟卷了刃，在其上还留了一些铜绿。根据以往经验他知道遇到好东西的可能性很大，于是找来几名搭档开始挖掘。刚开始进行得十分顺畅，这些盗墓贼都是经验老道的人物，干起来这盗墓的老本行十分得心应手。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挖到了宝物的位置，一番清理整个宝物的样子才显露出来，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青铜鼎！司母戊鼎沉睡了许多年终究难免被侵扰。盗墓贼不知道这个鼎的名字，只见它横卧在泥土里，大如马槽，所以后来司母戊鼎也被叫做“马槽鼎”。
盗墓贼们欢呼雀跃，他们大声喊着：“这下发达了！”。
一名年轻的盗墓贼难以抑制自己内心激动的情绪，对旁边的吴希增说到：“吴叔，您看这鼎应该是什么年代的，又能值多少钱啊？”
吴希增略微沉思了一会说道：“应该是先秦时期的东西，这么大而且如此完整的青铜鼎少说也值20万银元吧。”吴希增知道20万银元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意味着什么，所以虽然久经盗墓考验，他的身子还是禁不住有些颤抖。
但是最麻烦的问题出现了，搬运该鼎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各种办法都用过了不奏效。最后吴希增顾不得盗墓要隐秘行事的忌讳，找来了四十多个壮年男子帮忙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该鼎运到了地面，可谓历经千辛万苦，搬运的时候就如同在推动一座小山一样。
虽然他们行事极为隐秘，但还是有人泄露了消息。当时驻守安阳的日本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次以及各路古董商人都得知了此事，其中北京古董商萧寅卿出价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之分解成40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但是一方面司母戊鼎硬度太高，另一方面村民怕萧寅卿出尔反尔，分解的司母戊鼎就不好出手，于是停止了分解，并且出于安全的考虑，再次将司母戊鼎埋入地下。果不其然，后来日伪宪兵队前来搜寻，村民采取金蝉脱壳、以假乱真的办法，用别的出土文物保住了司母戊鼎，最终司母戊鼎也没有落入日伪手中。到了1946年，司母戊鼎才被重新挖掘出来得以重见天日。
司母戊鼎的名字是根据其腹身刻有的“司母戊”三个字确定的，整个司母戊鼎呈长方形，边沿很厚，轮廓方而直，重达八百多吨，高近1 5米，简直就是一个庞然大物，显示出不可动摇的威严和重如山岳的气势。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司母戊鼎应该是使用大量的铜、锡以及铅等金属按照一定比例在熔炉中整体炼制而成的。在鼎的四周和中央没有纹饰，但是在其余的地方都在细密、精细的云雷纹之上都有饕餮、牛首等主要纹饰。另外在鼎耳外廓上刻有两只猛虎，血盆大口张开相对，虎口中探出人头，造型十分别致。司母戊鼎的纹饰、造型都显示出商王朝时期的青铜器铸造水平，被誉为“青铜之冠”。对司母戊鼎的艰难搬运工作，令人十分诧异，因为司母戊鼎毕竟只是商王祭祀母亲“戊”的墓葬品，那商朝国君的墓葬品和随葬鼎更加无法想象有多厚重。所以鼎真正是“贵”且“重”。
最雅致的陪葬品：余音绕梁曾侯乙编钟
儒家奉为经典的是四书五经，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诗》《书》《礼》《易》《乐》《春秋》。其中《乐》就是与音乐密切相关的，这表明音乐在先秦时期就为人们所重视和推崇。孔子对音乐的重视应该是与周文王的弟弟周公的思想分不开的。周公在总结殷商王朝的失败经验时得出一个结论，天下应该也会被授予有德行的人，所以天下也应该按照德的标准来治理。而在周公那里“德”是有等级差别的，比如士人和“小人”、长辈与晚辈之间的权利义务就不相同。为了使人们能够接受这种差别并且认为这种差别是合理的，周公不得不借助音乐：音符各不相同，有长有短，有轻有重，但是组合在一起能够谱成和谐悦耳的曲子。周公、孔子等人对音乐的推广以及音乐本身的魅力，使得与音乐相关的陪葬品，诸如成套的编钟、编镈、编磬等乐器，在先秦时期墓葬之中层出不穷。
在这些乐器陪葬品中最富盛名，莫过于被称做“天下第一乐器”的曾侯乙编钟。该编钟在1978年挖掘位于湖北省随州擂鼓墩境内的战国时期南方小国国君姬乙的墓葬时被发现。因为姬乙的爵位是曾侯，所以该墓葬、编钟都以曾侯乙命名。该墓葬出土了多大15000件珍贵文物，文物种类繁多涉及兵器、乐器、漆器、青铜器，等等，文物品质上乘，历史价值颇高，其中九件文物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从相关文物来看，曾侯乙擅长乐理研究并且十分重视乐器的铸造。曾侯乙在编排音乐的时候，因为一个宫女敲错了一个音，曾厚就让她回家去苦练三年，直到毫无差池才允许她重新归队，由此可见曾侯乙在音乐方面的严格要求和精益求精。曾侯乙编钟与曾侯乙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曾侯乙世间就不会存在如此伟大的乐器。
该编钟出土之时与陪葬时的状态基本保持一致。该编钟为铜木质地，共分8组和3层，长近11米，高约3米，以6个佩剑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作为依托，编钟共65枚，重达3吨半，其体积、重量都是屈指可数，极为罕见的，也是中国考古史上出土的最大青铜编钟。编钟之上刻有各种铭文，标示音名、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等。该编钟为首创的“合瓦式”，腔体结构十分独特。这些铭文能够方便演奏者演奏。该编钟音域十分宽广，音色优美、纯正，足以见得古人在金属的混合搭配以求乐器音色纯正方面的技术是十分高超的。该编钟的复制品在音色方面经过反复对照、鉴定，一般人已经无法区分其与原件的差异，其演奏出的国内外名曲或大气磅礴、或悦耳动听、或婉转悠扬使人听了倍感震撼。
关于这个编钟还有一个传说。曾侯乙是一个痴迷音乐的人，对制造乐器也是十分擅长和乐此不疲。有一个想法让他魂牵梦萦，朝思暮想，那就是铸造一个最伟大的乐器，让它流传千万世。或许是因为曾侯乙感动了上苍，所以上天让他得以获得一块巨大的天然铜。这块天然铜在楚国铜碌山被发现，质地纯净，重量惊人，十分适合用来冶炼并制造乐器。曾侯乙得知此事心急火燎地命人马不停蹄地去楚国运回天然铜。这块天然铜一看就绝非凡品，因此楚国也想将之截留下来，但都未得逞。最后这块天然铜也是有惊无险地运到了曾国，并且被曾侯乙用来制造了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用此钟亲自演奏，声音宛若天籁，让人如痴如醉。后来曾侯乙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编钟的消息不胫而走，秦国国君也知道了这个事情，便派他主管音乐的大臣去曾侯乙府上观摩，确认有无此事。这位秦国大臣心领神会，知道秦王觊觎这个编钟，非要得到不可。所以他到了曾国以后对曾侯乙是威逼利诱，甚至扬言曾侯乙若不将此编钟献给强大秦国国君，秦国就会挥师讨伐曾国。一听到这一威胁曾侯乙就退缩了，他是一个仁德之君，老百姓的生死、曾国的存亡高于一切，也高于他挚爱的青铜编钟，秦国在当时强大无比，就连强大的楚国也不能望其项背，所以他只得献上编钟。秦国君臣上下为得到宝贝欢欣鼓舞，欢呼雀跃，所以秦国国君让人用编钟演奏乐曲，秦国军士一次又一次地沉浸到音乐的美妙之中，到了最后一曲的时候，音乐的美好、战争的残酷无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他们纷纷将手中的武器跌落在地上，仿佛不愿意再打仗一般。这下轮到秦国国君苦恼了。如果战士不愿意作战，他一统天下的雄心伟业就无论如何也可不能实现了。所以他十分担心，认为这是曾侯乙施的诡计，于是便派人秘密杀死了曾侯乙，并且将编钟送回了曾国。这一体现曾侯乙毕生心血的伟大乐器也最终成为了曾侯乙的陪葬品。但其实历史并非如此，曾侯乙编钟是由楚国赠与给曾侯乙的，并没有如此多的曲折离奇，这些都可以在相关史料看到。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曾经深深震撼世界考古学界。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精美的乐器实在令人赞叹，毕竟这样一个编钟也需要一个人数众多的乐队来演奏。曾侯乙编钟体现了我国古代高超的青铜器制造工艺，也表明了我国古代音乐的发达。在沉睡了两千多年之后醒来的曾侯乙编钟如今依旧可以演奏出绕梁三日的动听乐章。而且曾侯乙编钟并非吃穿用度所必须，也并不是出于炫富的考虑，体现的是墓葬主人在精神层面的追求，可以称得上是最雅的陪葬品。曾侯乙在先秦时期的无心之举，或许竟是后世陪葬品越来越“雅”的最初推手。
最威武的陪葬品：越王勾践青铜寒光剑
古代很长一个时间段都处于一个冷兵器时期，到了唐宋慢慢才向火器过渡。所以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有名的兵器，到了宋代冷兵器发展到顶峰，出现了所谓的十八般兵器，即矛、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戈、戟、牌、棒、枪、杈等武器。因此自然而然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冷兵器被用来当做了陪葬用品，成为了所谓的最威武的陪葬品。
在先秦时期，青铜剑是一种很重要的武器，历史上也流传着许多铸剑师的故事，比如晋朝干宝《搜神记》载：“楚人干将、莫邪夫妇为楚王铸雌雄二剑，三年乃成。干将以误期自分必死，乃留雄剑嘱其妻：若生男，告以剑所在。干将果被杀。其子长，得客助舍身为父复仇。”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两把武器所能掀起的波澜。故事中的干将是春秋末期著名的铸剑大师，铸剑技术出神入化，曾“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为吴王阖闾铸剑。这吴王阖闾其实也是个爱剑之人，他将最爱的金剑作为了自己的陪葬品。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一柄好的青铜剑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苏州虎丘被誉为“吴中第一名胜”，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年的悠久历史，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曾盛赞道：“到苏州而不游虎丘，乃憾事也”。虎丘在今日也是旅游者游历苏州必去之地。
而毫无疑问在虎丘中最引人入胜和最富盛名的名胜古迹莫过于吴王阖闾墓的剑池。“虎丘剑池”四个大字原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之子颜頵所书，而圆洞内石壁上所刻“风壑云泉”，笔法潇洒、飘逸有致，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米芾的作品，而崖左壁有篆文“剑池”二字，传为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书，从这些文人笔墨足以见得“剑池”的威名。
这剑池终年不干，泉水清冽，唐代李秀卿曾品为“天下第五泉”。而剑池最大的神秘之处还在于剑池下面是吴王阖闾的墓葬，因为吴王阖闾的金剑就随葬其中，所以“剑池”由此而得名。但是剑池之下是否真是吴王阖闾墓以及墓中是否有金剑，一直都是历史之谜。但是这种种迹象表明古人对兵器陪葬是情有独钟。
吴王阖闾金剑陪葬的事情并没有得到证实，但是相反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青铜剑却于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的一座楚国贵族墓中出土。其出土之时，装于黑色漆木剑鞘内，一经拔出剑身寒光闪闪，就如同一把新铸造的剑一样，虽然已经历经2300多年了。经过仔细的测量，越王勾践剑全长为55 6厘米，剑身长46 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首外翻卷成圆箍形，内铸有间隔只有0 2毫米的11道同心圆。同时，越王勾践剑的剑身上还布满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格正面镶有蓝色琉璃，背面镶有绿松石做工十分考究精细。除此之外，靠近剑格的地方还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两行鸟篆铭文。越王勾践剑锋利无比，从一些文献可以管窥一二。《越绝书？宝剑篇》记载有名剑鉴赏家薛烛对该剑的评论：“手振拂扬，其华淬如芙蓉始出。观其瓤，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溢于塘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虽复倾城量金，珠玉竭好犹不能得一物。”《庄子？刻意篇》则说道：“押而藏之，不敢用也，主之至也”。越王勾践剑享有“天下第一剑”的美誉，所以其身世命运一直为世人所关注，但是这把剑为什么会出现在楚墓之内，也引起大家的纷纷猜测。有人说可能是战争的掠夺，有人则说是国礼的相赠。
除了越王勾践剑之外，还出土了吴王夫差矛等举世瞩目的兵器，这些兵器都是作为陪葬品而被带入墓中的，体现了墓葬主人的偏爱以及中国古代的墓葬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