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重根遗像
1909年的瑟瑟秋风中，日本政坛“常青树”——明治维新后曾四任首相、时任日本枢密院院长的伊藤博文，在中国哈尔滨遇刺身亡。
行刺者是韩国人，名叫安重根，时年30岁。
枪声震惊了世界。
伊藤博文是推动日本登上东亚头号强国的主脑人物，同时也是日本吞并朝鲜、侵略中国的主谋。成功刺杀伊藤博文，为安重根“留得身后功与名”。章太炎赞其为“亚洲第一义侠”。当时身在日本的梁启超，为其作96句长诗《秋风断藤曲》：“流血五步大事毕，狂笑一声山月高。”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为日本与韩国、中国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历史留下了一个壮烈注脚，而历史却并没有因此改变。在此后三十多年中，日本吞并朝鲜、侵略中国的铁蹄一步未停。
摄影镜头中的刺杀
1909年10月26日9时，一辆俄国铁道局的“特别专列”缓缓驶入了哈尔滨火车站，几千名俄国军警严阵以待，数个国家的领事团和观光团的官员也早就等候在站台处，列队迎候。在场的摄影师架起了机器，他们的任务就是拍摄一部“热烈欢迎”的宣传片，以显示对这列火车上一位乘客的重视。
列车上坐着的是日本政坛元老、时任日本枢密院院长的伊藤博文。
俄国财政部部长戈果甫佐夫专程从莫斯科赶来哈尔滨，并且亲自到站台上迎接。列车停稳。戈果甫佐夫登上列车，与伊藤博文见礼、寒暄，在专列上密谈了二十多分钟。随后，伊藤博文在官员的簇拥下下了车。
站台上的日本侨民舞动太阳旗大喊“欢迎”，俄国军乐队奏响了乐曲。戈果甫佐夫陪同伊藤博文，共同检阅了在场的俄国军队，然后，伊藤博文折返回身，开始和热情高涨的日本侨民问候致意。
摄影机追随着他的身影，欢迎仪式已经接近尾声。
突然，“砰”的一声，日本侨民的队伍中响起了枪声。伴着枪响，一个戴着鸭舌帽、穿着旧西装的青年从前排负责警卫的俄国士兵中冲出，枪口朝着伊藤博文，“砰砰”又是两枪。
三声枪响，几乎就是电光火石的一瞬。为营造欢迎的热烈气氛，现场还在燃放着花炮。枪声混杂在花炮声中，很多人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意外事件的发生。
摄影机一直没有停。
俄国的随军记者、摄影师考布切夫一直让镜头紧紧跟随着伊藤博文。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画面中会突然闯入一位刺客——这样的画面对摄影师而言绝对是千载难逢的。尽管现场随即一片混乱，考布切夫还是镇定地把整个事件全部拍摄了下来。
这部极具史料价值的新闻纪录片随后在哈尔滨公映，轰动了整个世界。但是仅仅几天后，一个自称来自日本东京印刷局的日本人用15000日元的价格买走了影片的全部拷贝，这在当时堪称天价，这部影片自此销声匿迹。
据当时报纸的新闻报道记载，这部影片的胶片“共长五百尺”，完整记录了伊藤博文被刺杀的全过程，“先为伊藤到哈之情状，次为与科克淑夫(戈果甫佐夫)相见之状、各官相见之状，次被弹状，次将伊藤尸骸装入火车，及刺客被获之状。”
按照报纸的描述，第一发子弹击中伊藤博文时，他似乎未及察觉，仍举步向前。旋即，第二发子弹再次击中，伊藤扑倒。他身边的人赶上前扶掖。第三发子弹紧随而至。
场面顿时大乱。俄国宪兵冲了过来，将开枪的人当场扭住。那人抛掉手枪，用俄语高呼三声：“高丽亚乌拉！”(朝鲜万岁)
血流不止的伊藤博文，被七手八脚抬上了专列。
据说，当时伊藤博文尚有意识，他向身边人问了一句“这是谁打的？”当知道好像是个韩国人干的后，伊藤骂了句“混蛋”，便陷入了昏迷。
不到半个小时，这位日本近代史上的著名政治人物殒命在专列上。
1909年10月26日在哈尔滨火车站的伊藤博文（中脱帽者）
“私人旅行”
伊藤博文的这次哈尔滨之行，是以“私人旅行”的名义来到中国的。
1909年10月初，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给日本驻中国公使伊梁阮发了一份电文：“伊藤曾有希满洲旅行……这全然是个人旅行，别无使命。旅行期预定为三四个星期。”
但是参考伊藤当时的身份、“旅行”的时间和行程安排，却让人感觉这次“私人旅行”并非走马观花、游山玩水那么简单。与俄国财政部部长戈果甫佐夫的会见，才是伊藤博文此行最核心的内容。
既然打着“私人旅行”的幌子，可见这是一次“不足为外人道”的会见。但分析一下当时的国际关系，其会谈内容不难推测。
大连大学韩国研究院院长刘秉虎说，伊藤博文来到中国的时间正是日俄关系的一个特殊时期。
1904年至1905年之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爆发了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日本虽胜却也无力独吞整个中国东北。日俄以长春为界，南北划分势力范围。而这时候，美国、德国等列强也开始觊觎起物产丰富的中国东北地区。美国提出了“满洲铁路中立化”的要求，试图让日俄交出南满、北满铁路路权。而清政府也在有意无意地把日俄之外的列强引向东北，以便赢得一些与日俄周旋的资本。
中国东北日趋复杂的国际力量纠葛，让既得利益者感到了紧张。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四年前还打得不可开交的日本和俄国，这时候开始“化敌为友”，准备开始就东北地区势力划分密谋交易。
而日俄两国，显然都不想把这样的密谋公诸天下。日本政坛元老、枢密院院长伊藤博文就成了最恰当的谈判人选。所谓枢密院，是日本天皇的顾问部门，对政府决策有制衡作用，却又没有实际行政权力。伊藤博文自然最适合这样事关重大却又不便外露的“非正式会谈”。
从日本出发前，伊藤博文刚刚第四次当上了日本枢密院院长。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从1885年开始，伊藤博文一直身居日本最高权力中枢，四任首相，四任枢密院院长。
也是在1885年，伊藤博文还是政府参议兼宫内卿时，他作为全权代表来到中国与清政府谈判。此前一年，日本在朝鲜鼓动“甲申政变”，朝鲜大批亲华官员被杀，但是朝鲜局势最终被驻朝清军控制。
这次谈判达成的《中日天津条约》，核心内容是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中日任何一国要派兵，应先行文知照，这其实赋予了日本在朝鲜享有与宗主国中国同样的权利，成为日本九年后出兵朝鲜、发动甲午战争的条约依据。
当时与伊藤博文谈判的李鸿章，已经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他专程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在报告中，李鸿章预测：“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不幸被李鸿章言中！十年之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再次坐在了谈判桌前。这一次，他们签订的是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赔偿两亿两白银给日本的《马关条约》。
用这十年时间，日本完成了对中国的战争准备，同时将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一步步收入囊中。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承认朝鲜独立，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统治。1896年，朝鲜李氏王朝改国号为韩。
可以说，是伊藤博文一手导演了中国、日本和朝鲜三国关系的颠覆逆转。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伊藤博文堪称日本政坛第一人，身份在日本首相和枢密院院长之间轮换。期间只有三年，伊藤博文不在这两个职务任上——1906年至1909年，伊藤博文在沦为日本属国的韩国担任第一任统监。
统监，相当于西方列强设在殖民地的总督。国家权力全在伊藤博文之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太上皇”。也正是这个身份，让伊藤博文成了韩国爱国者最为仇视的日本人，最终为其招来杀身之祸。
1909年7月，伊藤博文从韩国统监任上被召回日本，第四次当上了枢密院院长，准备与俄国秘密接触。当年10月14日，伊藤博文从日本的大矶启程，开始前往哈尔滨的“私人旅行”。
在离开大矶的火车上，伊藤博文写了一首诗：“秋晚辞家上远程，车窗谈尽听虫声。明朝渤海波千尺，欲悼忠魂是此行。”末一句道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似乎是去凭吊死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日本“忠魂”。然而回头再看这首伊藤博文最后的诗，起首一句更像是谶语。他踏上的“远程”，远远不止到达哈尔滨，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不归路。
安重根在狱中书写的条幅，断指的左手掌印被当作印章
断指同盟
也许是为了掩饰伊藤博文此行的真实目的，伊藤博文到中国东北的“私人旅行”一早就被公开了。安重根获知这个消息时，应该是如获至宝。他终于等到了刺杀伊藤博文的机会。
安重根出身朝鲜名门顺兴安氏，字应七，得名于他胸腹上的七颗黑痣。安氏一族诗书传家，祖上出现过不少儒生名士。朝鲜文化深受汉学影响，安重根自幼便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功底。后来他在狱中完成的自传《安应七历史》和《东洋和平论》，都是用汉字写成。
安重根的青年时代，朝鲜被日本逐步蚕食、奴役。目睹家国沦丧，安重根立下了“以尚武主义，挽回民弱，以扶国危”的志向，投身朝鲜救国运动。
彼时的朝鲜，已经改名为“大韩帝国”，在日本侵略之下国势衰微。不甘屈辱的韩国爱国者掀起了风起云涌的韩国独立救国运动，但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打压下，屡屡受挫，大量的韩国人逃亡中国。年纪轻轻的安重根，在独立运动中籍籍无名，更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他满腔爱国热忱，尝试了各种救国路径，却屡战屡败。
他曾到中国上海联络流亡韩人的领袖，四处碰壁；他曾创办学校，试图教育兴国，毫无成效；他曾参加“国债报偿”运动，变卖家产捐资，试图赎回日本手中的关税自主权，结果这项运动被日本定性为“反日”，遭到取缔……
和平救国的道路走不通，安重根参加了武装斗争，投奔了在俄国海参崴地区活动的韩国义兵队伍。他曾经被任命为参谋中将，带着三百多人潜回韩国，与日军作战，被数十倍于己的日军打得七零八落，只剩几人逃出了韩国。
越来越多的失败几乎让安重根绝望。安重根所有的救国行动几乎都是徒劳，韩国还是一步步被逼到了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
1909年1月，安重根来到俄国的下里地区，把曾在义兵队伍中共事的11位战友聚集到了一起，组成了一个“断指同盟”。
断指，历来是韩国仁人志士激烈的明志方式。12名韩国爱国者，用匕首将自己左手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生生砍断。他们将鲜血集中在一个碗中，然后安重根蘸着鲜血，在一面3米长、2米宽的太极旗上，用汉字写下“大韩独立”4个大字。
在安重根所著的《安应七历史》中，除了这个慷慨激烈的结盟仪式，看不到这个“断指同盟”有什么纲领或目标。安重根之外的另外11人，在此后的韩国救国运动中也没有留下什么记录。
只有安重根，在仪式结束后明确了自己的目标：“诸位等着瞧吧，不出三年，我一定叫伊藤博文这老贼死在我的枪下。”
虽然安重根没有说明怎样实现这个目标，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正面对敌实力极不对等的条件下，安重根想要杀死伊藤博文的手段只有一个——行刺。伊藤博文向来被韩国人视为日本侵略韩国的罪魁祸首，把他定为刺杀目标，既是民族仇恨的宣泄，更可以最大程度地造成政治影响。
定下“三年之约”，安重根马上将自己的誓言付诸行动。
当时的伊藤博文正任韩国统监，在韩国当“太上皇”。就在1909年年初，伊藤博文“扈从”韩皇进行一场南至釜山、北达义州的“行幸”。安重根秘密潜回韩国寻找行刺的机会。但是因“器械未曾备齐，且又路途遥远，卫兵也多”，而韩皇也在一行之中，为了避免误伤，安重根没能动手。
没过多久，伊藤博文卸任韩国统监，返回了日本。且不说在日本刺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是安重根想去日本，也几乎是无法成行的。
安重根行刺伊藤博文的计划基本落空了。
历史偏偏在这时候峰回路转，伊藤博文刚回日本不久，又踏上了前往中国东北的“私人旅行”。这一行，正撞到了安重根的枪口上。
业余刺客
获知了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安重根当即决定前往中国举事。
但是这位慷慨壮烈、踌躇满志的行刺者，实在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刺客。影视作品中专业刺客，无不是计划周密、装备精良、钱财充裕、身手高强。反观安重根在自传中记录的行刺准备，他似乎是揣着一把手枪就上路了。
安重根所用的武器是一把勃朗宁手枪，那还是他在参加义兵运动时从黑市上购买的。用手枪作为行刺武器，也就意味着他只有在贴近伊藤博文身边的时候，才有机会一击必杀。
在所有的行刺准备中，最具专业色彩的细节，是安重根将手枪子弹的弹头锉成了十字形。这种不规则的弹头形状，会在子弹打入人体后造成翻滚，从而产生更大的杀伤力。
“除此之外，安重根基本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大连大学韩国研究院院长刘秉虎说，“整个刺杀行动的很多元素，都是安重根在行程中才完成的，带有很大的随机性。”
安重根首先到海参崴地区拜访了名叫李刚的密友。李刚当时是海参崴地区流亡韩人所办报纸《大东共报》的编辑，他向安重根提供了伊藤博文的详细行程，并提供了200元支持一路花销。
安重根自知单枪匹马难以做成这件大事，他在海参崴找了一个帮手——一名叫禹德淳的韩国人。
和出身知识阶层的安重根不同，禹德淳家境贫困，本来在韩国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大的杂货店。日韩之间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这个小商人深感“国存然后民存，若国之不存，则吾之产业，非吾有也。”禹德淳因此逃亡海参崴，和当地的反日势力有所联络，也因此结识了安重根。
安重根少年时就喜好舞枪弄棒，后来参加义兵运动，有比较丰富的军事知识。而禹德淳不但不是行刺的行家，甚至连真刀真枪的战斗都没有参加过，完全是个“生手”。好在他也有一把手枪，两个人一起登上了前往哈尔滨的列车。
哈尔滨是因中东铁路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当时是俄国移民聚居地，俄国人的数量比中国人还要多。据《安应七历史》所述，直到上了火车，安重根才想起来，他们两个人虽然会写汉字，但不会说汉语，对俄语更是一窍不通。要想在哈尔滨展开活动，必须有一个翻译才行。
安重根在绥芬河有个医生朋友叫刘敬辑，也是流亡韩人，懂汉语，也略通俄语。于是，趁着列车在绥芬河停留的一个多小时时间，安重根跑到刘敬辑的诊所，请他帮忙。
不过，安重根对刘敬辑没有透露实情，只说是去哈尔滨接家眷，请他同行。刘敬辑自己走不开，就让自己的儿子刘东夏去当翻译，顺便采买一些药品。
三个人在10月22日晚上到达了哈尔滨。在刘东夏的介绍下，他们留宿在了一名叫做金成白的韩人家中，金成白是当地“韩人学会”的会长，他的妹妹已经和刘东夏定了亲。
在刘东夏眼中，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第二天，他们还出去逛了街，安重根和禹德淳都说要去理发，邀刘东夏一起去，在回住处的路上，三个人还一起拍了一张合影。
这个18岁的少年，此时还没能读懂理发、拍照背后蕴藏的深意。
实际上，22日当晚，安重根已经在当地的《远东报》获得了他最需要的信息：“前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将乘坐专列，于25日下午从宽城子(今长春)站出发前往哈尔滨。”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营时间是10小时40分，以此推算，伊藤到达哈尔滨的时间应该是26日9时左右。
想到伊藤博文即将命丧自己枪口之下，安重根当晚用汉文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丈夫处事兮其志大矣，时造英雄兮英雄造时。雄视天下兮何日成业，东风渐寒兮壮士义烈。忿慨一去兮必成目的，鼠窃○○兮岂肯比命。岂度至此兮事势固然，同胞同胞兮速成大业。万岁万岁兮大韩独立，万岁万岁兮大韩同胞！”(○○指伊藤)
但是到了这时候，安重根忽然又对行刺地点犹豫起来。他和禹德淳商量：“伊藤到了哈尔滨后肯定戒备森严，刺杀难度太大，我们最好在南边的火车站举事。”禹德淳自然一切都听安重根安排。两人决定前往宽城子车站，在那里完成刺杀。
宽城子车站的确是个理想的刺杀地点。那里是中东铁路日俄两国管辖路段的分界点，铁路尚未连接，从大连开来的列车想要继续北上，旅客必须下车换乘，伊藤博文的专列也不例外。安重根瞅准了伊藤博文换车时的机会。
但是翻译的问题又出现了。刘东夏要在哈尔滨买药，不能同行。安重根从金成白处打听到了一个名叫曹道先的人。曹道先也是韩国人，因为娶了个俄国妻子，日常的会话都没有问题。安重根故伎重施，邀请他南下宽城子去接家眷。
24日，安重根塞给了曹道先一张火车票，连同禹德淳三人上了火车。但是车票终点站却变成了宽城子以北的“三岔河”站。
原来，安重根手里所剩的钱已经不够支付三个人到宽城子的车票，情急之下，安重根只能精打细算，买了三张目的地离宽城子较近的车票。
对于这些考虑，曹道先自然一无所知，面对他的发问，安重根草草搪塞了过去，让他去打听南来北往的列车在哪个站点停驻时间比较长，说是要在此地等候家眷到来。
24日中午，他们在名为“蔡家沟”的小车站下了车，据说，所有途经该站的列车，都要在此停驻30分钟。
记录日本政府对安中根下达死刑命令的档案
失算蔡家沟
蔡家沟是个小站，连旅店都没有，甚至连候车室和办公室都是合用的，候车室楼下有个俄国人开设的小茶馆，三个人就在那里安顿下来。
曹道先又被安重根以“打听家眷可能到达时间”的名义差遣出去了，他从该站的俄国员工处带回了车站运营的时间表，还不经意地提起偶然听说的“大事”：25日当天晚上，有一列专车从哈尔滨开往长春，去接一个“日本大官”，26日早上会到达该站。
听者有意，看上去，安重根和禹德淳的机会来了。不过，这个机会能不能出现，安重根却毫无把握。
伊藤博文的专列经过蔡家沟的时间应该是在6时，天还没有大亮。列车虽然要做停留，但无法把握伊藤是否会下车。登车刺杀是绝无可能的。即使伊藤真的下车，在黑暗之中难辨相貌，举事会比较困难。如果在蔡家沟没有抓到机会，那么刺杀机会将会功亏一篑。
最后，安重根决定兵分两路：禹德淳留在蔡家沟，自己回哈尔滨，安排两处刺杀地点。在安重根此次刺杀行动诸多临时举措中，这次分兵可以说是最明智也最关键的一环。
25日，安重根又搭乘火车返回哈尔滨。三个人话别时，趁着曹道先没注意，安重根把6颗刻十字纹的子弹悄悄塞给了禹德淳。
可这6颗子弹却并没有获得出膛的机会。
当天晚上，蔡家沟被俄国士兵戒严，旅店的俄国店主也被命令“不许出门”。半夜里闻知此事的禹德淳心凉了半截。
果然，26日天亮后，曹道先借口上厕所，向店主借了钥匙，同样被门口的俄国士兵挡住，士兵让他“想要方便的话在屋子里解决，不准出去。”
一阵汽笛鸣响，伊藤博文的专列呼啸进站，稍作停留后，继续开往哈尔滨。
哈尔滨的枪声
安重根在回到哈尔滨后，在金成白家继续留宿。26日清晨7时左右，他在金家换上一身旧西装，戴上鸭舌帽，将手枪装上七颗十字纹子弹，乘坐马车来到了哈尔滨火车站。
为了迎接伊藤博文，俄国军队加强了哈尔滨站的安保措施，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时的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也通知俄方，对进站的欧洲人和中国人要查看通行证，但是对日本侨民一律放行。当时留着大辫子的中国人和白皮肤、大鼻子的欧洲人很好区别，但韩国人和日本人在俄国士兵眼中却无从分辨，更何况安重根的衣着和发型都俨然是个日本侨民，他没有受到任何怀疑便顺利地进入了候车室。
时间尚早，安重根来到三等候车室的茶馆中，喝茶等待。
9时左右，伊藤的专列缓缓驶入，月台上开始欢声雷动。
安重根此时来到了欢迎队伍的第二排，虽然没有见过伊藤本人，也没看到过他的照片，但是他观察到，俄国人都身着军装，日本人都穿着便服，“一个留着胡须的矮个老人走在最前面，行举手礼”，安重根就此判定“他就是伊藤”。
伊藤博文走到了安重根跟前，距离他只有四五米，最前排负责警戒的士兵举枪敬礼。
安重根从第二排跳了出来，从敬礼的士兵中间，瞄准伊藤博文的要害处，连发三枪。
伊藤博文中枪倒地，安重根并无十成把握那是伊藤博文无误，于是又对着“一群日本人中走在最前面的身材高大者”，再发三枪。
安重根后来射出的三枪，中弹者是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川上俊彦、伊藤随行秘书森泰二郎和南满铁路理事田中清次，他们分别伤了右臂、腹皮和左腿，无性命之虞。
伊藤所中的三枪命中了左肺、左腰和腹部，随行者们将他转移到了卧铺的车厢中抢救，因为内脏大量出血，随行的医生已是回天乏术。
完成射击之后，安重根扔掉手枪，慨然就缚。
俄国士兵把安重根押解到了火车站的宪兵派出所，立刻做了简单的审讯。因为当翻译的韩国人口译不行，安重根只能“略作说明”。就在当天，俄国警方在哈尔滨搜捕了众多韩国人，包括金成白家中的刘东夏。
而滞留在蔡家沟火车站的禹德淳和曹道先也没能幸免，就在刺杀发生后的大约2小时，十几个宪兵和警察来到车站，对每个韩国人进行搜查。禹德淳的子弹和枪支被搜了出来。他和曹道先当即被捕，押送到了哈尔滨。
安重根在狱警的监视下与弟弟定根、恭根相见
“哑巴讲演、聋子旁听”
26日晚间，俄国宪兵官员和安重根同乘一辆马车，把他“引渡”到了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
这个“转手”过程所援引的法理依据是日韩《乙巳条约》“韩国国民犯法交由日本法庭审判”的条款。韩国在日本统治下的丧权辱国，由这一条款可见一斑。但是，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案件发生在俄国治下的哈尔滨火车站，又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对这一事件的审判权究竟属于日本、俄国还是中国，直到今天仍是国际法领域争论不止的一个焦点。
不过，当时的清政府和俄国，都忙不迭地把自己从这次惊世刺杀中撇得一干二净。俄国着急忙慌地把安重根和其他涉案人员交给了日本，清政府的反应处置更是谨慎小心。
伊藤博文到达哈尔滨时，时任清政府吉林交涉使的施肇基和俄国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一同在站台上迎候，清军也派出仪仗队在站台上列队欢迎。突然发生的刺杀，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施肇基是留美硕士，曾游历欧洲多国。这位民国后曾任驻英、驻美等国公使，参加过巴黎和会的外交家，在刺杀事件发生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暂时切断舆论外传的渠道，派人到当地电报局，“传令今日电报只许收存，不许发放。”
同时，施肇基电告外务部：“在此案调查清楚全案报部之前，请勿发表任何文件。若有人问及此事，政府千万不可有保护不周之道歉语句，贻日人以口实。”在安重根招供后，他“查此口供非常确实”后，马上用他娴熟的英文写了一篇通讯，并电传外务部对外发表。这之后，施肇基“始解电报局扣电之禁令，其所积压之各国通讯电稿，乃纷纷发出。”
施肇基担心的“外交危机”并没有出现。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虽然举世震惊，但整个案件清楚明了，日本也没有理由向中国或俄国发难。
10月30日，日本政府派出检察官沟渊孝雄，对安重根进行了讯问。安重根旋即列举了伊藤博文强夺韩国政权、解散韩国军队等十五条罪状。身为日本人的沟渊孝雄听罢，竟然对安重根的慷慨壮烈之举深表同情，甚至赞其为“东洋义士”。他认为安重根“想必不会处以死刑”。
刘秉虎告诉记者，沟渊孝雄的回应可能与日本推崇慷慨赴死的精神，因而对安重根产生同情有关，但更多和当时的历史现实相关。明治维新过后，日本国内也发生过多起刺杀政府官员的事件，这些都被定性为政治事件，作为“政治犯”的刺客们无一被处以极刑。
1909年11月3日，安重根等人被转移到日本占领下的“关东州”旅顺监狱署中。
当年的监狱署就是现在的旅顺日俄监狱博物馆，博物馆副馆长王珍仁告诉记者，从当时监狱的史料和亲历者的回忆来看，安重根在关押过程中并未受到肉体上的虐待，他被关押在单人牢房中，甚至还可以获得“上等大米饭”和“四床棉被褥”、“每天一瓶牛奶”的优待。
但是12月的某一天，安重根突然发现，再次见到的沟渊监察官“言谈表情与往日截然不同”，“时而施加压力、时而胡说八道、时而侮辱谩骂”，他默默想到“这一定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刮来一阵强劲的风”。
王珍仁告诉记者，这股“强劲的风”指的应该是来自日本政府的压力。现在解密的材料中，有一份当年12月2日来自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的电报，这份电报的收信人是当时“关东都督府”的地方法院，小村密令法院，一定要对安重根处以极刑。
1910年2月7日，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刑事法庭公开审判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一案。为安重根等人辩护的是日本法庭指派的两位日本律师：水野吉太郎和镰田正治。
其实，在公审前，一位英国律师和一位俄国律师到狱中和安重根会了面，他们是受旅居海参崴的韩国人委派的辩护律师，并已经获得法院的许可。但是开庭的六七天前，沟渊告诉安重根，“英国、俄国、韩国的律师，一律不准出庭辩护，只聘用这里的官选律师。”
安重根当时就已经知道，在这个“审判官、检察官、律师、翻译官、旁听者”都是日本人的法庭上，他的任何回应都将如“哑巴讲演、聋子旁听”。
1910年2月14日，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判决安重根死刑；判禹德淳3年徒刑，曹道先、刘东夏各1年6个月徒刑。虽然给了5日的上诉权，但安重根只说了对死刑判决不服的理由，并没有上诉，他说：“我不怕死，所以不上诉。假如我有罪，就罪在我是个善良而弱小的韩国的国民！”
安重根对法庭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把刑期推迟一个多月”，以完成他的写作计划。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就了自传《安应七历史》，而他试图描绘自己思想的《东洋和平论》刚刚完成了序和前鉴的部分，却再没有时间续写下去。
3月26日，安重根被押赴旅顺监狱的绞刑室中执行死刑，年仅31岁。
安重根（左一）和禹德淳（中）与刘东夏的合影
中华倾声
伊藤博文遇刺后，遗体运回日本，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而对安重根，日本则千方百计地使其销声匿迹。安重根临刑前留下遗言，要求把自己的遗骨埋在哈尔滨公园旁，等祖国恢复主权后返葬故国。但他的遗体处置权却在日本手中。日本并没有按照常理把他的遗体交给其亲属，而是将其埋在监狱后山，并消除了埋葬痕迹，具体地点至今成谜。
日本政府为了在对韩国政策上不受舆论攻讦，竭力淡化刺杀的政治色彩，将其定性为凶杀案，也据此宣判了安重根死刑。
而韩国当时的媒体都被日本人掌握，对于这件刺杀事件，只能沉默以对。流亡海外的韩国人则把安重根视作为韩国独立运动“带来了一线曙光的英雄人物”。《大东共报》撰文指出，安重根刺杀伊藤是爱国者的报仇，是韩人反日斗争的一大成功。
对这一事件反响最为热烈的是中国。当时的中国报纸，无不连篇累牍地对刺杀事件进行报道，并将安重根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作类比。
而当时中国的大量知名人物，也为安重根留下了诸多赞谥笔墨，孙中山褒扬他“功拜三韩名万国，生无百岁死千秋”，章太炎称他为“亚洲第一义侠”，梁启超为其作《秋风断藤曲》……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事件同样活跃在了中国的舞台之上。
1910年，中国现代话剧先驱任天知在上海组建了“进化团”，该剧团创作的《安重根刺伊藤》公演数月。
“五四”运动时期，南开中学排演话剧《安重根》，邓颖超反串饰演了安重根，为这部话剧进行指导的正是周恩来，两人当时刚刚相识。几十年以后，已是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还曾这样评价：“中日甲午战争后，中韩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就是在20世纪初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开始的。”
同样是被欺凌宰割的弱国，中国人对安重根的褒奖，更多的是为了表达身处同一侵略者铁蹄下的同仇敌忾之情。
而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却没有对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事件作出明确的官方表态。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日本学界倒是流传着伊藤博文死于日本人之手的说法。
刘秉虎告诉记者，目前这样的说法只停留在猜测、假说阶段，没有什么证据有足够的说服力。但是日本学者提出的一些疑问，确实也没有好的解释。比如在安重根案审判过程中，作为物证的子弹并不是从伊藤博文身上取出的，而是来自三位轻伤的日本官员中的一位。射向伊藤博文的致命一枪的子弹轨迹是自上而下的，不太可能出自从四五米外举臂射击的安重根。
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与伊藤博文被刺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环境有关。在对韩国的处置态度上，伊藤博文属于稳健派，主张将其作为殖民地，而激进派则直接要将韩国并入日本版图。对政见不和者暗杀除掉，在那时的日本政坛司空见惯。揣测伊藤博文死于政敌之手的“阴谋论”也不能说是空穴来风。
不过，根据已经公开的资料，在伊藤博文遇刺之前、他刚刚卸任韩国统监之时，1909年7月26日，日本内阁会议已经做出“在适当时机合并韩国”的决定。
正如《民吁日报》的判断，“今日韩人的飞此一弹”并不足以改变日本政策“进行之方针”。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同年10月1日，日本统监府改为总督府，由此开始了对韩国长达36年的全面殖民统治。
此时，距离哈尔滨车站的那场刺杀，还不满一年。（崔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