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香港的赤蜡角机场，我从1997后再没有来过香港。记得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只有5岁，当时只留在了船上，并没有上岸，恰巧赶上了端午节，吃到了棕子。长大以后也来过香港几次，记得有一次还遇上了台风，大家一直在屋里避风，哪里也没去。看到现在的香港机场比以前大多了，附近又增加了许多高楼大厦，这应该是回归祖国后，大陆的游客增多而给香港带来最直观的变化吧。10年的光景香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而60年前的那个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西安事变”，给大爷及我们张家的命运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1931年9月18日晚上大约10点钟，日本关东军终于下手了。他们炸毁了奉天郊外的一段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士兵所为乘机炮击北大营，继而攻陷了奉天城。
而此时的大伯父张学良正在北京疗养寒病，后来有媒体有的说当时他正在北京六国饭店跳舞，还有的说他正在睡觉，由于在养伤病故侍从没有叫醒他，而到第二天早上才告诉他这一消息。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一接到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消息，大伯父便召集了紧集会议，并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请示电，蒋介石的回电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因此，大伯父指示他的部队自始至终没有抵抗。
当时在东北的东北军有15万之多，而日本关东军不到一万余人，关东军竟能在一夜之间占领奉天，四个多月占领东北三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怪事”，其实就是因为当时的东北军接到了“不抵抗”的政策。由此大伯父也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受到各方面的谴责，由此也结下了他与蒋介石政治上的不一致，而导至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1933年3月8日，大伯父在国内舆论的重压之下，决定辞去他身上的数职。3月11日正式把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职务移交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辞职的同一天发表的通电中，他说“在东北保持中国的主权是我已故的父亲和我的共同奋斗目标，我父亲已为此事而献身，为了实现我已故父亲的遗嘱，自从我担任公职以来，就一直为巩固中央政府，实现国家统一而竭尽全力。我始终如一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我已选定的道路上从未动摇过，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些目标，我才不顾日本的公共威胁，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我支持和促进国民党在东北的活动，并且最终于1930年秋带兵入关支持全国的统一大业。我一直坚定地相信，若要抗击外来侵略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而正确的中央政府。当1931年九？一八危机爆发时，我因病被困在北平的府上，我相信向国际联盟呼吁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当日本侵略热河时，我得到命令保卫这个省，于是迅速派我的部队与敌人交战，战事爆发以来，将士们始终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不论结果如何，我的数万名部下终归为国作出了最后的牺牲。
最近与蒋介石委员长会晤之后，使我愈加相信，我此时辞职是巩固中央政府，履行对党和国家的责任所选取的最佳方案，所以我已经最后决定辞职，以谢国人。
然而在这时候辞职，不能不使我由衷地挂念我的同僚和部下，多年来，他们一直为我供职，尽管他们来自东北，但他们并不亚于国家其它部队的士兵。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在1930年入关支持过国民政府。由于东北失陷，他们绝大部分已变得无家可归。我相信中央政府能体谅他们经历的苦难与困窘，给予他们适当的帮助和指导，在此，我还冒昧地恳请我的同胞和各地方长官给予他们帮助和接济。
至于我自己，我只希望我的同胞们能够理解我的诚意，原谅我的愚昧无能，虽然我已铸成了许多大错，理应受到最强烈的指责，但我确实已经为我国的利益进行了奋斗，尽管它是徒劳无用的。”
大伯父慷慨无私地把一切过失都自己承担下来，这种东北人的侠义，导致了他悲剧的一生。
不久，也就是4月11日，他携夫人于凤至、赵一获及子女张闾英等乘意大利“康脱罗素伯爵”号邮轮由上海前往意大利。大爷在欧洲旅行了6个月时间，于1934年1月8日回到了上海，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并立志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蒋介石却任命他为剿匪副总司令，令他的部队开赴陕西。
由于在陕西剿共，大伯父有机会与共产党方面接触，1936年4月9日，大伯父在延安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周恩来见面了。会谈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二人在抗日与救国的问题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大伯父要求做他的工作，争取他一同抗日，因他必竟是中国的最高统帅，周恩来也表示，只要蒋愿抗日，共产党愿意在他领导下，摒弃前嫌，一致对外。10月在洛阳大爷面见蒋介石，向他提出了建立统一的抗战计划，但蒋先生断然否绝了他的请求，坚持要先把国内的共产党消灭后，再谈抗日的问题，这样劝谏蒋先生的努力失败了。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7日，大伯父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长谈，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蒋介石勃然大努，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围剿共产党的计划。至此，大伯父与蒋介石的矛盾已经完全公开化。
1936年12月10日，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与西北军将领们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在会上，蒋决定撤换张学良的现任职务，把他连同东北军调往福建。此期东北军还侦察到蒋要预谋在一星期内可能要发动突然袭击，逮捕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可疑军官，其中包括杨虎城和张学良。至此，大伯父觉察危险已经迫的，他与杨虎城商量，决定先发制人。
12月12日，午夜时分，大伯父张学良主持了东北军高级会议，在会上他宣布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决定，于会者一致通过了这一决定。
12日凌晨5时30分，孙铭九率警卫营及二百名东北军士兵分乘四辆车，抵达蒋介石住地华清池，经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到上午9时在山夹缝里把蒋介石捉住。
俘获蒋介石以后，大伯父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就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即著名的八大纲领：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
应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且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暴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竞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俘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之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民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西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安事变”的发生，不仅震动了南京政府也使全国民众目瞪口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由于过度的精神紧张，大爷几乎是撑不住了，精神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并且担心家人的安全。
12月25日下午，大伯父找到杨虎城，对他说打算送蒋回京，杨当时力劝不要亲自送蒋，但大伯父表示决心已定，为表明心迹，他把一份事先拟好的手令交给了杨虎城，大意是他本人不在西安期间，东北军听命于杨虎城指挥，然后就匆忙地随同蒋飞走了，送行的只有杨虎城将军。
此时，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就告一段落了。而大伯父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巨变，软囚的生活一过就是几十年。而他对自己的举动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在他历尽波折后的1990年对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谈起“西安事变”这段历史时，他还说：“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就跟你说句话，我有决心的时候都是这样决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由此看出大伯父的一片爱国的赤子之心。
由于大爷经历的变故，从此，张家的人的命运也随着大伯父张学良的命运变化而变化着，血脉相连的张家人一边为大伯父的命运所担扰，一边也为自己的命运所忧虑，一场近一个世纪的情怨从此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