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艳兵
英国德语作家、评论家埃利亚斯·卡奈蒂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最令人吃惊的确是卡夫卡如此驾轻就熟地掌握的另一种手法：变化成小动物。这种手法通常只有中国人堪与媲美。”卡夫卡“可以说以他的一些短篇小说进入了中国文学之列。18世纪以来欧洲文学一再采用中国的主题，但是卡夫卡是西方可以提出的从本质上说属于中国的惟一作家”。
卡夫卡写过一系列与动物有关的小说，如《杂种》、《家长的忧虑》、《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一条狗的研究》、《地洞》、《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豺豹和阿拉伯人》、《猫与鼠的对话》等，其中还有大家最为熟悉的《变形记》。卡夫卡的这些小说与中国文学的某种相似特征早已被某些学者注意到了，我国著名学者钱锺书在他的《管锥编》论《焦氏易林》之《旅》，阐释“言如鳖咳，语不可知”时，顺手就引用了卡夫卡的小说，“卡夫卡小说《变形记》写有人一宵睡醒，忽化为甲虫，与卧室外人应答，自觉口齿了澈，而隔户听者闻声不解，酷肖薛伟所遭”。卡奈蒂的上面那番话以后经常被专家学者加以引用，似乎已经成为无须证明的定论。然而，卡夫卡如何掌握了这种中国式的“变成小动物”的方法呢？他是怎样进入中国文学之列的？为什么说他是属于中国的“惟一作家”？卡夫卡是否阅读过中国的这类“变成小动物”的小说，并接受过其影响？这些问题波里策及其他学者均没有，或少有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在中国文学中最集中体现“变成小动物”小说特征的是明末清初的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而卡夫卡恰巧读过这部小说的德文节译本，并对这部小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样一来，我们对于卡夫卡“如此驾轻就熟地掌握了”“只有中国人堪与媲美”的“变化成小动物”的手法，就不再那么“惊讶”了。1913年1月16日，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信中提到德国宗教神学家布贝尔，说他懂中国故事，他出版的《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据我所知，这些故事精妙绝伦”。1914年耶那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卫礼贤翻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卡夫卡手头有这部书。以后他将这个译本作为礼物送给了他的妹妹奥特拉。卡夫卡在书中给妹妹的题词是：“致奥特拉——一个在嘈杂声中跃入轻舟的跳跃者。”
卫礼贤编译的这部《中国民间故事集》，收有中国民间故事百余个，其中有15个选自《聊斋志异》，它们主要是：《劳山道士》、《种梨》、《画皮》、《山魈》、《小猎犬》、《蛰龙》、《梅女》、《夜叉国》、《白莲教》、《娇娜》、《婴宁》、《青蛙神》、《晚霞》、《水莽草》等。在这15个故事中有4个是动物故事：《小猎犬》、《娇娜》、《婴宁》、《青蛙神》。马丁·布贝尔(1878－1965)是德国犹太人，德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之一。1916年他创办了德国著名的犹太人杂志《犹太人》。他在出版了两部有关中国的书《庄子语录和寓言》(1910)、《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1911)后，在德国知识界便被视为中国专家。《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其实就是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的德译本。这个译本参照了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A.Giles)的译本，翟理斯从《聊斋志异》的455个故事中选译了164个故事，布贝尔则从翟理斯的译本中转译了10个故事，另外直接从中文翻译了6个故事。德国作家霍夫曼斯塔尔曾根据其中的《梦》(即《莲花公主》，翟理斯译为ThePrincessLily)改写了一部芭蕾舞剧《蜜蜂》，该剧于1916年上演后曾在欧洲引起轰动，而霍夫曼斯塔尔又是卡夫卡非常喜爱和熟悉的作家。布贝尔的《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收录了《聊斋志异》中的16个故事，它们分别是：《画壁》、《陆判》、《婴宁》、《莲香》、《阿宝》、《雷曹》、《翩翩》、《罗刹海市》、《莲花公主》、《小谢》、《巩仙》、《宦娘》、《阿绣》、《书痴》、《竹青》、《香玉》。卡夫卡的小说创作与《聊斋志异》的这两个德译本究竟存在着怎样一种关系？卡夫卡何以会如此赞赏《聊斋志异》？卡夫卡的创作思想与创作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过《聊斋志异》的影响？卡夫卡的创作与《聊斋志异》的异同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探究这些问题应当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生活方式、写作方式、写作态度来看，卡夫卡的孤独和蒲松龄的孤愤同样地闻名于世。他们相同的是“孤”，即他们立意创作，却不为当时的人所理解，所谓“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但是，卡夫卡是“孤且独”；蒲松龄则是“孤而愤”。孤独的卡夫卡虽然不为人们所理解，但他却不急不躁，甚至甘愿孤独，认为孤独原本就是艺术的真正品格，是自己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蒲松龄却因孤独而愤懑，因不被人们理解而忧愁，故尽毕生心血而写成孤愤之作《聊斋志异》，其孤愤之情终于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宣泄。
布贝尔在《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译者前言》中简介了蒲松龄的生平和创作，并将《聊斋志异》的部分内容翻译了出来：“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看来，蒲松龄的身世和遭遇与卡夫卡有许多相似之处，譬如“少羸多病”，“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等等。卡夫卡一生疾病缠身，在他父亲的健康体魄面前，更是觉得自惭形秽，“我又瘦，又弱、又细，你又壮、又高、又宽。”至于笔耕不辍、萧条冷落，卡夫卡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卡夫卡说过，“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所谓之路者，乃踌躇也。”这与蒲松龄的无路可走的困惑，也颇为相似。也许正是蒲松龄的这种生活遭遇和性格特征极大地引发了卡夫卡的同情和共鸣。至于蒲松龄所说的“寒雀”(a bird in terror of the frost of winter)一词，恰巧与卡夫卡的名字(Kavka，捷克语意思为“寒鸦”)非常接近，这也可能引起了卡夫卡的注意和兴趣。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生活美满、家庭幸福的作家会像卡夫卡那样去描写孤独；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仕途通达、左右逢源的作家会像蒲松龄那样去表现孤愤。孤独对于描写孤独的作家总是必不可少的，正像孤愤对于描写孤愤的作家是必不可少的一样。我想，孤愤的作家及表现孤愤的作家以后还会有许多，“诗言志”总是文学的规律，作家由“孤”而“愤”总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孤独的作家恐怕会越来越少，因为现代作家实在无法永远面对孤独，尤其是无法独自面对孤独，虽然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经常地感受并思考着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