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学生保卫钓鱼岛运动发生在1971年春天。在白色恐怖依然笼罩的70年代，保钓运动本身在几个月内就结束了，但是台大学生在保钓运动的带动下，掀起过一场学生要求政治改革与走出校园关怀社会的“上山下乡”行动。这一连串的活动却在1972年年底因为校园里左右翼对民族主义问题的激烈争辩，引来当局的疑惧而在1973年春天动手逮捕左翼师生之后，戛然而止。这个起于1971年春天的保钓运动所带来的校园热闹景象，只维持了两年。随后当局更于1974年解聘了哲学系的13位青年老师，肃清了殷海光与保钓运动在台大的影响。一直到世纪之交，台湾的保钓运动才又重整旗鼓，却是另一番景象了。
当年保钓运动虽然短暂，但留下不少珍贵思想资源，有助于我们去面对保钓的新形势。
一、台大学生保钓运动简述
1.等待火种
从50年代台湾当局全面肃清左翼残余，并建构出一个美苏冷战下的反共社会以来，反抗的力量基本上只能以自由主义与个性解放的立场来发声，并且大半只能限于言说论述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60年代的一般台湾青年学子只能从殷海光、李敖等人提倡的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论述中汲取思想养分。但与此同时又有着另一个历史动力在重寻生机。台湾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奋斗中发展出来的第三世界左翼传统，虽然在50年代惨遭当局全面肃清，到了60年代却有了复苏的可能。这一条线索藕断丝连表现在陈映真的小说与评论上。虽然陈映真一伙人的奋斗在1968年被当局迅速压制，然而火种已经散播开来，只等待历史契机来再度点燃。
在这种抑郁荒谬但又开始松动并充满期待的时刻，1970年春天两名台独分子在纽约行刺蒋经国的事件也就没那么出人意料。而同一年年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双方势力的开始扭转，也显示了山雨欲来的处境。整个台湾社会在这时进入一个转变的局面。
这段等待的日子毕竟不长，1970年夏秋之交钓鱼岛列屿的问题浮出台面，出现在报章杂志上，台大的校园刊物也开始报道，却还看不出会成为重大事件。然而到了年底这个问题居然在海外留学生中风起云涌，引爆了保卫钓鱼岛运动，不仅很快冲击到台湾岛内来，并且竟然点燃了变革的火种。
钓鱼岛列屿位于台湾与琉球之间，本来是只有渔民才会来休憩避风的几个无人小岛。然而它又属于大陆礁层的范围，附近海域可能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石油，正是当时石油开采的新焦点，因而开始有了领土问题的敏感性。60年代末，美国决定将其战后一直管辖的琉球群岛交给冷战盟友日本，并且片面将钓鱼岛列屿认定是琉球的一部分一并移交。琉球政府还在岛上立碑，并且驱逐台湾渔民。领土争议于焉开始。
美日两国政府这种私相授受的做法自然令人想起帝国主义的行径，因此引起台湾岛内舆论的抗议，要求政府在这问题上要站稳立场。然而长期作为美日两国的反共盟邦，又是苟活在他们保护伞下的国府却是不可能站稳立场的，于是钓鱼岛问题所引爆的民族主义风潮，反而让国民党体制的正当性受到严厉挑战。
1970年9月日本警方拔走了中国时报记者搭船去插在钓鱼岛上的国旗，并驱逐台湾渔船。10月，还是台大哲学系研究生的王晓波在《中华杂志》上发表了《保卫钓鱼岛》一文，这篇战斗檄文在北美洲的留学生中广为传阅，催生了海外留学生的保钓运动。从这一年年底开始直到下一年春天，台湾与港澳留美学生在美国各大城市到处串连聚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日私相授受，侵犯我国领土钓鱼岛”。而在1971年4月10日在美国华府的“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岛”大游行达到最高潮，有2500人从北美洲各地赶来参加。这是留美学生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尤其能够从广袤的北美大陆聚集那么多人，可以想见钓鱼岛问题所引爆的民族主义热情与能量。
这是一场事发突然的海外留学生爱国运动，国府派员远赴美国企图安抚，却完全无效。而且所使用的分化打击学生的伎俩，又使得这个原先可以成为政府对外交涉后盾的运动，转而变成反政府的风潮，越演越烈。于是海外留学生一面呼吁保卫钓鱼岛，一面造国民党反的这些信息，就这样透过各种保钓小报与数据流回台湾，流到我们学生手上。
我那时就读台大哲学系二年级，并参加一个校园刊物社团大学论坛社。我们收到很多北美各地的保钓刊物与资料，这些海外各地的保钓信息也同时寄给台大以及其他大学的不少社团，显然是当局始料未及而未能防范于先的。正处于高压与荒诞气氛中的我们很自然地被海外留学生的保钓运动所振奋，这些鼓动民族感情，抨击国府对内威压、对外屈膝的材料，一下子都在大家手上，令人热血沸腾。
因此，“美国政府将属于我们的钓鱼岛送给日本”这种事固然会激起我们民族感情的愤慨，但是海外的保钓运动对当局的“对内腐败、对外无能”的严厉批判却更令人兴奋。在台湾多少年来，从来没有这种机会可以造这个威权体制的反，多少压抑的闷气在这时倾泻而出，这是台大保钓运动最大的动力所在。
以民族主义为动力的海外保钓运动所带来的信息之所以会打动人心，我们学生心里很清楚是来自它反压迫的那一面。在当年的环境，我们本就不是只在追求富国强兵，反而更敏感于国家机器的压迫性。而保钓运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信念所传递给我们的，正是在于弱势者反压迫的信息，不仅反抗国内的压迫者，也反抗外国的压迫者。这个观点让我们逐步接近素朴的、反压迫的、具有第三世界性质的左派世界观。
2.破茧而出──台大学生保钓热潮
1971年春天，海外保卫钓鱼岛的烽火一波波传来，让人魂不守舍，坐立难安。4月9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声明，将于下一年将琉球群岛交给日本，钓鱼岛列屿也包括在内。4月10日美加各地的台港澳留学生与侨界在华府举行保卫钓鱼岛大示威，这个消息以当时的通讯条件并不能立即大量地传回台湾。但是4月上旬那几天，我们在台湾的心情有如箭在弦上，心想正是介入现实、突破闷局的契机，此刻不行动更待何时？
我们大学论坛社原本就计划先举办一场“钓鱼岛问题座谈会”，再伺机而动。正当我们紧锣密鼓联络与会人士，没料到台大的侨生社团香港德明中学校友会率先行动了。德明校友会管不了禁忌，率先贴出台大保钓运动的第一张大字报，全文是“钓鱼岛是我们的。我们坚决的抗议日本无理的要求、美国荒谬的声明。我们永远支持政府”。时为1971年4月12日，一个晴朗的春日。这张海报一出，整个台大校园久蛰的人心就此惊醒。
德明校友会的第一张大字报冲破了我们本地生的自我心防，开启了台大的保钓风潮。这天一早我们来到学校看到这张宣示，大为振奋，觉得可以豁出去了。我们思索着如何以最耸动的方式来召唤台大同学，而民族感情的强烈诉求依然是动员学生的不二法门。于是我们找来美术系同学，在一对大白布条上，用沉重的隶书写下五四运动的标语“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隔天一早，我们爬到接近校门口农经系馆三楼高的屋顶，把这对大白布条高高挂上，极为醒目，学生一进校门就可看到，成了台大保钓运动的历史标志。
用这些激励民族情感的标语来动员学生参与，有效性无可置疑。我们对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也从未质疑过，对当时绝大部分的台大学生亦复如此。分离的族群意识从未在我们之间起过作用，不认为这是问题。当然那时中国所代表的意义与40年后的今天并不完全相同。
德明校友会的第一张大字报，加上大学论坛社气势磅的大布联，就此打破了校园的闷局。此后整个台大校园像似嘉年华会，到处贴满学生社团自发的保卫钓鱼岛海报与标语。学生聚在海报前认真读着抗议檄文，三五成群议论时局，整个校园气氛为之丕变。甚至平常必须为繁重课业忙碌的工学院学生也站了出来，电机学会与工学院学生代表联合会都成了积极的参与者。不仅如此，社团之间也自发地串连起来，把学校当局甩在一边。
接着4月14日、15日两天，侨生又有了突破性的行动，他们走出校园到美国与日本的大使馆去示威抗议，又打破了“学生活动不准走出校园”的禁忌。对本地生来说，这又是一项指标性的行动，此后几年台大学生的很多活动就不再局限于校内，“参与社会、走入民间”的理念不仅可以讲得理直气壮，也透过各种形式走出了校门。
经过几天的校内串连，台大各学生社团得以在4月16日晚上联合举办“保钓座谈会”，并成立“台大保卫钓鱼岛委员会”。台大保钓会成立之后的一连串活动，以6月17日台大学生到美国大使馆与日本大使馆的示威抗议达到最高潮，同时却也告一段落。
台湾学生的保钓运动当然不限于台大，也发生在其他大学校园，甚至最保守的师大也有血书签名活动。然而保钓运动到了这时必须告一段落，因为这时台湾整个社会环境、政治条件与历史进程都不能配合这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海内外的保钓运动至少让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在国际上悬而未决，甚至到今天，都没能让日本政府轻易得逞，也算是一桩历史功绩。
3.延烧与反扑
大学论坛社的那一对五四标语清楚显示，台湾的保钓运动是以一个事关领土、继承五四民族觉醒的爱国运动来展开的。然而就像当年五四运动发展出多种不同面向，台湾的保钓动力也基于当下在地的条件冲击到不同场域。
当保钓运动在1971年4月风起云涌之际，我们并没料到台大学生的反应会如此热烈，也没预期接下将有一个不同的校园景象。暑假过后下一学年一开始，就有一个竞争激烈的学生代表联合会主席的选举，参与保钓的学生社团组成非正式党外联盟，推出代表竞选代联会主席，大获全胜。由此展开一连串争取学生言论自主权与校园民主的抗争活动，并进一步挑战当局，举办“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的辩论，最后更为了呼吁学生介入中央民代选举而举办学生监票员活动。
除了与知识分子有着较为切身关系的自由与民主诉求之外，走出校园关怀社会的风潮也随着保钓运动同时展开。从服务社会弱势的慈幼会的成立，到学生会发动的“社会服务团”与“百万小时的奉献”；从对三星矿工灾变与飞歌工厂工殇事件的关切，到男女平权问题的讨论，都是学生新一波社会关怀的显现。在这之前大学生大半在讨论艺文思想、个人修养、爱情、留学等问题，保钓运动一起，文艺气氛几乎一扫而空。60年代文艺青年在抽象观念与感性层次论辩的那种风气，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保钓运动之后整个校园的气氛急速政治化，政治与社会议题成为关注焦点，而如何行动更是重心所在。
台大学生在这两年的运动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诉求：反抗强权、政治民主与社会正义，代表着战后台湾新生代在民族意识、政治意识与社会意识上的初步觉醒，可说是五四运动在台湾的传承。
保钓引发的学生运动热潮随后引来各方反扑，先是1972年4月当局在《中央日报》发表一篇四万字长文《小市民的心声》，以中产阶级安逸心态的诉求来攻击保钓师生的改革要求；这篇文章还印成小册子，广发全台所有学校。接着在1972年年底，一场为了批判民族主义而办的座谈会引发了“民族主义论战”，竟然形成了国民党、亲美自由派与台独派学生一起围剿受到保钓运动反霸权思想影响的左翼师生的局面。最后当局在1973年2月逮捕侦讯台大相关师生，两年来的学运热潮就此结束。随后当局更于1974年夏天解聘了哲学系13位年轻老师，以肃清保钓运动在台大的影响，史称“台大哲学系事件”。
以上是广义的台大保钓运动前后两年的一个大概过程。可以说，以民族主义为起始动力的台大保钓运动，最后却结束在对民族主义的疑惧与围攻之中。
二、70年代台湾保钓运动的珍贵资产
70年代台湾的保钓运动虽然就此落幕，但其丰富内涵与历史意义仍然对40年后我们今日的处境有所启发。这里试着从较宽广的视野来探讨这些珍贵资产：
1、青年运动的理想性格与纯真特质
70年代台湾的保钓运动是60年代世界青年运动的一环，具有诸多青年运动的理想性格与纯真特质。
首先，运动是自发自主的。当年社会上的反对力量式微，五六十年代的异议分子不是噤声、出国，就是身陷囹圄或已过世，而党外势力尚处萌芽阶段。台大学生是因为吸收了60年代的“启蒙进步”思想，并在精神上受到前辈的感召，包括五四运动论述在60年代台湾的再现与重温，而在校园里自发地寻找出路。
1971年保钓运动的这个单纯特质，与解严以后1991年的台北3月学运形成明显的对比。90年代之初民主运动已成气候，民进党也已壮大，社运团体则如雨后春笋，各方政治势力主动而积极地介入学生团体进行操作并代言。而学生领导层自身也充满着马基亚维利式的复杂心机，很快就有了统独与左右的分化。
相对而言70年代台湾的保钓运动规模也就不大，大半活动受限在校园之内。但即便如此，学生既未自以为有特殊地位，也不妄自菲薄，而是在社会几乎一片哑而校园一片宁静的状况下，自觉自发地承担了这个历史任务。因此这个实践行动又深具台湾战后新生代的世代自我实现特征。
正是因为这种自发与自主的气质，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绝大多数是基于理想与热情，相对缺乏权力意识与政治出路考虑。也正因为这份纯真性，当年的参与者绝少成为当今的政治人物，当年重要的学生带头者毕业后都立即遭遇到大小不等的政治迫害，也再没走上从政之路。反过来说，今天在台湾政坛显露头角的我们同辈，尤其是民进党人，则绝少参加过当年的保钓运动。总的说，这种较为纯真的理想性格乃是保钓运动最宝贵的资产，仍是对新生代最有感染力之处。
2.重新认识自己的社会与历史
70年代的台湾保钓运动也是战后新生代知识青年重新认识自己的社会与历史的契机。当年台湾的大学生是被当成社会精英来栽培的，同时受到两种意识形态的制约，即国府威权体制下的反共亲美心态与全球冷战体制下的美国式现代化意识形态。于是知识青年心中有了两种障碍，一是隔离于自己的社会与人民，再下来是无知于自己的历史。
保钓运动带来了巨大冲击，很多人开始有了不能再当西化知识精英的觉醒，而兴起走出大学象牙塔，不与现实社会脱节，“到民间去”与自己的人民重新结合的心志。后来学生有一个口号“拥抱斯土斯民”，可以说充分显现了这个企图。
当时由于运动本身是基于台湾的政经社会条件与内在矛盾而爆发的，有着与台湾的社会现实较为紧密的联系，遂显得十分在地。不同于北美洲的保钓基于海外大环境而向中国统一运动发展，台湾的保钓主要朝着岛内的政治改革与社会关怀的方向进行。就是说，在北美洲有空间去面对整个中国问题，而在台湾则只能局限在岛内，甚至是校园里。
当时虽然这些诉求的范围只能局限在台湾，但心志上的一个重要基础还是中国人的身份。中国人的身份对年轻学子而言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有如与生俱来，因为直到这时台湾与中国不是二元对立的两个领域。当时这种关怀自身社会的乡土观念，是要面向基层的斯土斯民，而非面向族群，无关省籍地域。在这里乡土关怀与中国人身份一点也不冲突，中国在“乡土”之内，台湾的乡土即是中国的乡土。这个将中国内在化的乡土意识最后在70年代下半的《夏潮》杂志与乡土文学论战中进一步发光。
从重新认识自身社会的乡土意识出发，就进一步要去面对这社会的历史。由此引发了知识青年对自身历史的发掘，开始探索被国民党忽视的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运动与抗日文学。企图摆脱国民党教条，去寻找被当权者掩盖的人民的历史。而且不只是重新面对被长期忽略的台湾历史，也要重新理解被反共教育与冷战意识形态所扭曲的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如此就将日据时期的台民抗日史与中国现代革命史重新联系起来。可以说，保钓运动带来了台湾知识青年重新认识自身社会与历史的契机，带给学生一个重大启蒙。
然而当时有着如此中国身份的乡土观与历史观，为何后来会让台独的分离论述当道呢？这是因为这样的乡土中国走向挑战了几个政治势力──党国当局、亲美自由派与台独派。1972年底的民族主义论战实质上是这三方人马连手打击保钓学运走向的行动。论战中的对立观点包括第三世界相对于西方霸权、社会正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在地乡土相对于全球化、文化传承相对于西化/现代化、中国历史的传承与割断等等。虽然论战文字尚属当年大学生水平，但该有的议题都涵盖了。如此打压了校园里的乡土与中国走向，也就促成了这么一条至今仍然当道的“去中国化”的台独/独台论述。
总的说，知识分子与社会的藩篱如今基本上已被打破，但如何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却仍是今天的重要课题与未竟之业。
3.第三世界的觉醒
70年代台湾的保钓运动一开始是以爱国为诉求，但很快就超越了爱国运动的局限，开启了第三世界的觉醒。这是保钓学生在重新认识自己的社会与历史之外，另一项重大的觉醒，就是以什么样的世界视野来重新自我认识的问题。
当时学生先是发现自己国家的土地竟然被作为盟邦的美日两国私相授受，而政府对此却毫无抗争之力，遂启发了对美国的世界角色与中美关系的重新认识。在一般台湾学生心目中，美国本是所谓民主阵营的领导者，如今却表现出霸权的姿态，因而成了学生保钓示威的主要对象。这在当时的台湾是突破反共亲美意识形态的重大一步。因此保钓运动的发展就不只局限在政治抗争与社会关怀，也开始重新思考美国的世界角色，以及落后国家如何自主发展的问题，并进一步质疑台湾的反共亲美心态。如此也就产生了第三世界意识，并直接面对国际冷战体制所造成的两岸分断问题。
这种不再站在世界霸权“帝国之眼”的角度，而是站在与之抗衡的第三世界立场，在60年代就曾经以世界青年反越战运动的风潮传到台湾来。但钓鱼岛事件却是发生在身旁的美国霸权的具现，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从较长远的历史来看，保钓运动带来的第三世界意识既是日据时期台民抗日运动的继承，也联系上中国大陆在五六十年代提倡的第三世界反霸立场，可说是与乡土意识及对中国近代史的重新认识息息相关。在民族主义论战中保钓派师生曾试图开展这个视野，却很快被消音了。
这个第三世界的人民观点是对欧美霸权体制及国族论述的强大挑战，然而却是80年代以来台湾的民主与国族运动浪潮所最缺乏的，只保存在左翼统一运动及一些社会运动中。此后钓鱼岛的问题就主要被摆在国家领土主权的范围里，成了主要是中日领土与石油资源之争，或只是中美两强之争，而忽略了其他更基本的议题。
总之，保钓运动反霸的左翼第三世界立场是不能抛弃的珍贵资产，也是超克现代民族国家局限与困境的可能出路。
4.开启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
在1972年的民族主义论战中，保钓派学生里有一支以文化本位立场发言，来支持左翼师生。这一支人马在面对国民党、亲美自由派、台独派学生的围攻中，能够与左翼保钓师生站在一起，如今看来也有着深远的启示。
参与保钓运动的学生大半受到台湾60年代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打倒传统、全盘西化、现代化理论等当时台湾知识界主流思潮的影响。其中一些人在保钓运动中进一步发现了左翼思想与第三世界视野，而文化本位立场的保钓派却是较为稀少。但在左翼保钓师生遭到围攻的情况下，这种来自他们的支持却有着深远的意义，为大家开启了对当道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与所谓普世价值的反思之路。西方的社会发展，无论左右，是否为全球唯一典范？西方的道路是否为人类唯一道路？第三世界有可能另寻出路吗？
当时学生的这种文化本位立场的发言，如同其他论战文章，难免较为浅陋，但提出的问题却是对其他各派人马的严肃挑战。可惜的是论战没来得及深入议论，保钓师生就给镇压了。40年后，这个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具体说中国要成为什么样的大国的问题，至今仍是严肃课题。
以上是70年代台大保钓运动历程的简述，以及笔者在40年后回顾当年情境与行事时想到的一些可能的启发，或能有助于我们去面对今日新形势下的钓鱼岛列屿问题。
(作者为台湾自由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