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长安街，对于即使没到过北京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既熟悉又亲切的地方。天安门前照个相，长安街上走一遭，是每个游人来北京后必须要做的事情。长安街有着“神州第一街”的称号，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是北京乃至中国的象征，还蕴藏了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成长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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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金生
取长治久安之意
长安街雏形于元大都南城墙内的顺城街，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将大都城南墙南移二里的同时，拆文明门与顺承门之间的城墙辟为路，取名长安街，距今已有600年历史。长安街，其名取自盛唐时代的大都城——“长安”，含长治久安之意。
明清之时，长安街东起东单，西至西单，全长3.7公里，有十里长街之称。当时东西长安街之间因为有T形广场的阻隔并不能贯通。T形广场是明清时代天安门前的一个封闭严密的宫廷广场。T的一横即从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这条东西走向的横街；一竖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御道，在御道两侧建有千步廊，千步廊可谓是中央联合办事处，是内阁各部议事、办公的场所。御道南端至今天的毛主席纪念堂一带。这条御道只有皇帝的龙车凤辇才能通行，平常百姓是不许进入的。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帝的退位，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的格局被打破。1912年，拆除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边的红墙，东西长安街终于得以贯通，天安门广场也开始对外开放。
明清时期的长安街与其他街道一样为土路，皇帝经过时必先“黄土垫路，清水泼街”。1917年，长安街修成柏油路面。
“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枪”
1949年后，北平被定为新中国的首都，长安街的地位变得特殊起来，由此也逐渐拉开了长安街大规模改造和建设的序幕。
因为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带来不便，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拆除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之事，这个计划遭到了建筑专家梁思成的强烈反对。考虑当时的情况，市委书记彭真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决定，因为党员代表占大多数，会议最终通过了全拆、快拆的方案。1954年国庆前夕，终于拆除了东西长安街上的两座牌楼。
1954年，因西长安街西单到新华门段道路过窄，影响游行队伍疏散，政府决定结合北侧拆迁改建西长安街道路。在这次扩建中，庆寿寺及双塔均被拆除。
长安街的改造，成了“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枪”。在北京市对街道的拆改扩建过程中，梁思成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梁思成和吴晗争得面红耳赤。吴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
极具政治意味的规划
1949年，苏联专家在设计方案中提出，利用东交民巷操场空地并沿长安街建设行政办公楼，这一规划的核心思想是将北京的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提出了长达2.5万字的梁陈方案，反对这种规划思路，建议在西郊建设新的行政中心。
争论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北京市城市规划学会主编的《长安街：过去、现在、未来》一书中，阐述了当时决策的原因：“当时中央机关急于建设办公用房，而长安街路南地区原为各国练兵场，崇文门内大街西侧为国民党时期的飞机场，是城区内不可多得的空地，于是在1951年相继建成了公安、纺织、燃料、轻工和外贸等各部办公楼。”
长安街真正彻底改头换面是在1958年筹备国庆10周年之际。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扩建天安门广场，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等十大建筑。自此，与之前建设的各个部委大楼一道，长安街成为一条以政治形象而闻名于世的著名街道。
“文革”十年，长安街沿线建设基本停滞，总建筑面积不及1959年十大建筑的五分之一。1985年，长安街规划随着改革开放后北京城的复苏被重新提上日程。随着市场经济的渗入，长安街上的建筑标准也在慢慢变化，据城建资料统计，长安街20世纪90年代新建的21座建筑中，属于商业金融和写字楼类的就有14座，占总数的67%；而在50年代，这一比例则为17%。
改革开放以来，长安街的大修就有四次，分别是1987年为迎接亚运会、1997年为香港回归、1999年建国50周年大庆和2009年60周年大庆。2014年6月28日晚11时，长安街又启动了南礼士路口至五棵松桥段的大修工程。长安街，由于它的特殊地位，每一个有关它的消息都会牵动着北京乃至全国人民的神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