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颁布“总统令”，宣布15日零时解除戒严令。至此，这个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走进历史。随后，1991年《惩治叛乱条例》终止，1992年“刑法”中言论叛乱罪的“法律依据”被废，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终于寿终正寝。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宣布解严。
作者：杨照
戒严年代，“匪谍”无所不在
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人们都在隐忧中度日，谁都可能随时被调查、被加罪、被判刑。
1988年，台湾话剧导演赖声川的《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在台北上演，演员李立群模仿小学时参加演讲比赛的样子，搔手弄姿、嗲声嗲气的一句“小心，匪谍就在你们中间”引得观众哄堂大笑，而笑声背后是台湾社会对当时刚刚结束的戒严年代的复杂情绪。
就在《这一夜》的前一年的7月15日，时任台湾当局领导人的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布台湾地区解除自1949年5月起的“戒严”状态。
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这样回忆那个年代：“是小学五年级，1962年。大家都很喜欢的年轻的数学老师正在讲课。教室外楼地板突然响起人声杂沓，匆忙而紧张。穿着黄色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冲了上来。数学老师早已蹿出教室，奔向走廊尽头。孩子们在惊慌中四散。我们趴在四楼的栏杆往下看。……布着黄沙的操场上，数学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脸往上，刚好和我们对望。那黄沙，看起来那么淡漠，荒凉。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匪谍’这个词。然后就听得多了。哪一个老师开学时突然不见了，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谈。一个每天在身边的人，突然‘蒸发’了，而大家都假装它不曾发生。”
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国民党当局延续了在大陆所谓“动员戡乱时期”的高压政治手段，最典型的就是继续通过情报特务机构推行“白色恐怖”。
藏书藏成了“政治犯”
今天，人们在有关资料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两个典型案例：
王志鹏，一个不识字的马祖渔民。在1965年7月的一个早上，因为天气特别清朗，王志鹏说，“今天气候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近。”船主听见了，马上报告，王志鹏就成了“叛乱犯”，被判刑5年。
柯旗化，一位中学英语老师，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17年。据说，罪证之一是他有一本《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和马克思有关系，都姓“马”。
其实，今天为人们熟知的作家柏杨、李敖、陈映真，都曾经在戒严年代被捕入狱。知识分子、进步青年是当年“白色恐怖”严厉打击的主要对象，他们纷纷成了“政治犯”、“思想犯”。
龙应台引述过一组数据：仅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当局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龙应台说，当时所谓的“匪谍”里，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而被构陷的小市民。在贫穷的年代，台湾人均月薪是200元，而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常高达20万元。
1984年12月，台湾最后2个政治犯获得自由。他们坐满了34年零7个月的“思想监狱”，然后走向陌生的阳光。
“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
戒严年代，带给台湾更多的是压抑和晦暗的社会紧张情绪。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台湾新新浪潮电影中反映那个年代的作品里，几乎都有着类似的阴郁、低沉的影调。
1975年赴美留学的龙应台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美国同学知道我来自台湾就说‘你一定很会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觉得他问得很奇怪。我不会游泳，而且，台湾不会游泳的人很多，甚至在南部渔村生活的十年中，也很少见到村人在海里游泳。”
后来，龙应台想明白了：“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里，台湾的海岸线不是海岸线而是警戒线。从14岁到23岁我住在一个渔村，当孩子们三五成群到海滩上去撒野的时候，总有荷枪的士兵来驱赶，枪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上，海滩更是禁区，因为‘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
“戒严年代”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整个台湾社会沉陷在紧绷的禁忌氛围里。有这样的说法，现在看来耸人听闻：如果爱上某个女人，求爱失败可以去打小报告，指控她是“匪谍”，她马上就会遭殃。台湾社会当时就弥漫着这样肃杀的气氛，好像“匪谍”就在身边，每个人都担心害怕说错话而被人恶意举报。
音乐也被政治审查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施戒严，政治禁区自不用说，连艺术、音乐也被蒙上了恐慌的色彩。当时，国民党当局实施歌曲审查制度，未通过的歌曲要修改到合格才可以出版。审查歌曲每周一次，1979年到1987年共审查了320期，930余首歌曲遭禁。
歌曲被禁的理由不一而足，有的被认为是意境诲淫、文词轻佻、妨害社会善良风俗的“靡靡之音”，有的则被认为是为“匪”宣传、隐含政治暗示等。
“我的热情，啊，好像一把火……”，这首后来热到大陆的《热情的沙漠》被禁的理由，现在看来非常好笑，因为当局认为歌中的“啊”太淫秽，容易让人产生性幻想。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被禁有几种说法，其中最可笑的是被引申为期待八路军来，是“为匪宣传的左倾歌曲”。早期台湾流行歌后姚苏蓉被禁的歌曲高达八九十首，其中她的代表作《今夜不回家》，因为“家”被认为代表大陆，而“不回家”违反了“反攻大陆”政策，所以被禁。齐豫的《橄榄树》、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也曾被禁或被要求修改歌词。
台湾民众多能哼唱的闽南语歌曲都曾被列为禁歌。《四季红》因为影射红军，被迫改成《四季谣》。《烧肉粽》、《补破网》、《天黑黑》等因为当局认为歌词暗指政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而遭禁。
还有一首民歌《捉泥鳅》，原本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因为“小毛”被联想到毛泽东，硬生生地被改成“小牛”。
绿岛没有小夜曲
对台湾绝大多数走过戒严年代的人来说，绿岛带着禁忌与恐惧的阴影
绿岛，因为一首《绿岛小夜曲》而为大陆民众所熟知。但事实上，这座有着美丽名字的小岛，却是台湾“戒严年代”最重要的标本之一。
绿岛，距台东18海里。冬春季节，强烈的西北风将海面上的波浪刮起，撒在岛上的草木上，使之受盐分侵袭而干枯。从台东远眺，绿岛像是火灾过后，寸草不留，因此曾被叫作“火烧岛”。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里专门用来放逐重大流氓犯。1951年，国民党当局在绿岛设“新生训导处”，所谓“新生”就是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在戒严年代，不少被认为持有异见的知识分子因言获罪，也有许多人因党派势力倾轧暗斗被以莫须有罪名遭致陷构，绿岛就成为改造他们的“思想监狱”。
关于当年绿岛政治犯的生活，台湾文史工作者徐宗懋搜集有一些当事人留下的亲历记述：“每天早饭后，都有一小时的‘小组讨论会’，讨论的题目由训导处统一提出，大部分是由上课的课程中抽出。每一组有一个经过政工训练的长官干事旁听，随时注意每一个人的发言，没有沉默的自由。”
“早点名时必须要张口大声唱《新生之歌》，集合时是练习新歌以及复习已经学会的老歌。这是件令我们痛苦但必须忍耐的事。记得《新生之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三民主义的洪流，粉碎了我们的迷梦，我们不做共产党的奴隶，我们要做反共的英雄，起来，新生同志们！起来，新生同志们！’”
20世纪90年代后期，“政治犯”在台湾成为历史名词，绿岛的囚室也成了历史遗迹。据说，曾在绿岛坐监的作家柏杨努力奔走，希望促成在绿岛竖立“垂泪碑”，寓意期盼母亲们永远不需要在暗夜中为儿子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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