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随着史料的挖掘和研究的精进，对于甲午战争中一些人物的看法，史学界有了巨大的变化。现就择其要者，略加阐述。
李鸿章（配图）
李鸿章：以前，李鸿章一向被视为“奸臣”，说他在甲午战争中“避战求和，保存北洋实力”。作为总指挥，李鸿章奏报说，北洋海军仅有八艘主力军舰可资海战，且装备过于落后，后勤保障不足。若与日本海军决战，胜负难料。因此他主张舰队“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作为战略威慑来牵制对手，使日军在海上活动始终存在顾忌，并寻机歼灭弱势敌舰。简单地说，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判断是，攻固难胜，守则有余。事后看，这个判断是相当客观的。
对中国陆军，李鸿章知道能派上用场的并不多。以淮军为主体的、担任北洋边海防卫的陆军只有5.4万人，其中机动兵力2.5万人。这些为国戍边的勇营部队，却不在国家编制之内，一应吃穿用度均由地方自筹，身份类似民兵。大清的正规军是八旗、绿营，虽近百万却不堪使用，每年还要花掉清廷2000万两白银。这笔钱相当于北洋海军建军购舰的全部费用。
与之相比，日本陆军的机动兵力有12万人，几乎全部投入了中国战场，战时任何一个兵团均在3万人以上，超过中国机动兵力的总和。甲午之战，日本是举国总动员，中国却只是北洋地区总动员。这个是皇帝定的，怪不得李鸿章。
事后来看，李鸿章如果能在自己掌管的洋务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和研发力量，自主生产出像日本那样的重火器、开花弹，或许战场上的胜算能大一些。
翁同龢：此时光绪皇帝极为信赖的，乃是军机大臣、帝师翁同龢，亦是清流党的领袖。清流党以清廷中枢的京官为主，虽饱读诗书却不谙时务，仅凭道德标准议论时政，任何对外妥协的官员，都会遭到抨击甚至被指为“汉奸”。后世对李鸿章的负面评价，往往是从清流奏章中找到的“史料”。
李鸿章当时的职务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洋大臣负责北洋(即环渤海地区)各通商口岸的对外交涉以及海防，直隶总督的权限仅及于直隶一省，是地方官员。李鸿章驻节天津和保定，不仅无法直接参与清廷的讨论，甚至未经皇帝召见，都不得擅自入京。
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党，早就对李鸿章等洋务派心存不满，必欲除之而后快。翁任户部(相当于财政部)尚书时，1891年全力推出了外购军火的禁令。甲午战争期间，清流对李鸿章及其海陆部将的无端参劾滚滚而来。这些参劾不管事实是否准确，只看是否惊世骇俗，因此往往极尽编造、夸大之能事。如果编造的故事过于离奇，以致君怒罢官，言官反而感觉十分骄傲，认为自己强项敢谏，满朝清流还会以之为榜样。
因为弹劾者只承担有限责任，奏章的杀伤力甚至超过了日军的炮弹。淮军大将卫汝贵冤死刀下，海军统帅丁汝昌险交刑部治罪，均拜清流所赐。有篇弹劾李经方(李鸿章之子)甘当日本人驸马的奏折，极为荒诞，翁同龢却大为赞赏，称其写得“绝妙”。将政见之争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重，这是翁同龢之过，也是他最终被慈禧和光绪弃用的原因。
叶志超：平壤之战，是甲午陆战的转折点。清军一败涂地，彻底击溃了人们对大清陆军的信心。多年以来，下令从平壤北撤的提督叶志超，被斥责为贪生怕死的“逃跑将军”。但叶志超一向作战英勇无畏，有“叶大呆子”之称，何以在平壤竟判若两人呢？
9月15日，叶志超统率1.5万清军驻守平壤，与1.6万余日军苦战一百天。卫汝贵部盛军、马玉昆部毅军顽强作战，奉军统领左宝贵在恶战中为国捐躯。日军进展有限，整个白天的战斗可谓势均力敌。然而，集结到平壤的清军，都是勇营部队，虽是国防精锐但却不在国家编制，得不到国家后勤的支持。他们接令后火速出发，军火、粮食、辎重等大宗物资，无法随军大量携带，只能留待后路陆续筹措后向前线转运。
清军杂乱而迟缓的后勤，没能及时将弹药、粮食运到。平壤守军15日激战一天后，弹药已少得可怜，根本不够一天同等强度战斗的消耗。最夸张的是加特林机关炮的弹药存量，仅够再发射几分钟。比弹药更困难的是粮食，大部分清军除出征时携带的军粮外，没得到任何补给。叶志超只好就近筹措，但平壤不过两万人口，倾其所有也仅够上万清军维持三日。
在“子尽粮完”的绝境下，叶志超与众将集体会商后，决定假意投降，然后连夜弃城北撤。日军对白天还英勇无比的清军，傍晚突然要求缴械投降满腹狐疑，遂在要道设伏。清军雨夜撤离，陷入重围，溃不成军。
丁汝昌：甲午战争中的海战，远比陆战更为后人瞩目，除了邓世昌的事迹深入人心外，还因为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竟然全军覆没。于是，有人指责海军提督(相当于海军中将)丁汝昌，说他以陆军出身统率海军，使用了错误的阵法，制定了保守的战略。
丁汝昌出身于刘铭传的铭军，是水师军官，后铭军北上剿捻，水师改马队，丁汝昌才成了骑兵军官。这个是有案可查的。但内河水师与大洋上的海军有质的不同。丁汝昌统率海军后，虽十数年勤学苦练，完成了向海军统帅的转型，但他在舰队内部，仍然只负责人事、后勤、舰队活动方针等行政性事务，具体的舰队训练、作战指挥，则由在他之下的左、右翼总兵(相当于海军少将)承担。
左翼总兵林泰曾兼任“镇远”舰管带(舰长)，右翼总兵刘步蟾兼任“定远”舰管带，二人均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且留学英国，是真正的“海军专业”出身。应该相信他们选择的阵法、战略，绝不致一无是处。
舰型决定阵法，实力决定战略。黄海海战，中方以横阵迎敌，是因为北洋舰队所有军舰的火力设计，都格外强调舰首方向，横阵才能使炮火威力最大化。五个小时的海战中，中方命中率远高于对手但却惨败的原因，主要是炮弹缺乏且威力太差。北洋舰队以不能爆炸的实心弹为主，开花弹奇缺且不能国产；而日本海军用的全是开花弹，里面填充了自行研制的苦味酸烈性炸药，杀伤力惊人且均为国产，要多少有多少。因此，海战之败是败在科技创新上，而不是阵法抑或战略上。
李秉衡：山东威海是北洋海军屯泊基地，海防上归北洋大臣指挥，但威海城外地域的防务都属于山东巡抚的职责。李鸿章的另一职务是直隶总督，与山东巡抚并无隶属关系，他不能直接指挥山东省军队。因此守御威海军港，特别是其后路的安全保障，没有山东省的配合是不行的。
甲午战争爆发后，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党，撺掇光绪皇帝调走了与李鸿章默契配合的福润，改任李秉衡为山东巡抚。李秉衡一向是清流党在地方上倚重的实力派人物。
黄海海战，中日各十二舰参战，中方五舰沉没，四舰重创；日方不仅一舰未沉，且用四天就恢复了舰队战斗力。在旅顺未及修复的北洋舰队泊入威海湾时，“镇远”又不幸触礁瘫痪。然而，只要威海后路不失，日本海军是不可能从正面攻入威海湾的。此时清廷已着手与日本政府谈判，保住军港和舰队这块实力砝码，意义重大。
但是，李秉衡为了扳倒并最终取代李鸿章，与中枢的清流们上下勾结，虚张声势，不真正向十万火急的威海派遣一兵一卒，反而在援军、弹药上处处掣肘，坐视北洋海军困守孤岛，弹尽粮绝。可悲的是，后人常常对拼杀殉国的烈士诟病苛责，但却从李秉衡瞒天过海的奏章和义薄云天的口号中找到了“爱国”的史料。
方伯谦：甲午战争中的英雄太多了，但“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却是十足的狗熊。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一些方伯谦旁系后人的主持下，曾掀起过一段为方伯谦“平反”的活动，但因为没有任何可信的史料依据，并不被史学界认同。
方伯谦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并留学英国，深谙官场之道，备受李鸿章、丁汝昌器重，身为管带却有总兵头衔。与他宦海得意相伴随的，是令人艳羡的私人生活。方伯谦在北洋海军巡历必经的港口，遍布房产和小妾，无论是船到威海、烟台、福州或上海，在他的年谱中都能见到回寓的内容。他的这种行径，被某些人误以为是北洋海军的普遍现象加以指摘。
日子过得太美了，就磨掉了军人的锐气。在丰岛海战中，“济远”高悬白旗，亡命狂奔，见日舰紧追不舍，又挂起了日本海军旗。侥幸脱逃后，方伯谦编造的击伤日舰等一系列谎言，历经后世的影视剧传播，都快成信史了。黄海海战，方伯谦故技重施，在邓世昌与舰同沉之后，夺路而逃，“茫茫如丧家之犬”。
方伯谦误国，清廷、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各舰官兵齐声喊“斩”，那发自心底的怒吼声，120年后的今天，都仿佛能够听见。
甲午战争中可说的人和事太多了。只有了解了真相后，才能信心满满，既不自大，也不自卑；扬长避短，去迎接民族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