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地雷战中，有一批科学技术人员。这些科技人员为“地雷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甚至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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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抗日根据地地处大平原，没有山脉、湖泊，被日军重点驻兵的3条重要铁路包围着，又靠近日寇统治中心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成为开展游击战最为艰难的地区。1938年春，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八路军急需枪支弹药，在这种条件下，抗日军民被逼出了“地雷战”这个战法。
可是，一没有人会造地雷，二缺少造地雷的器材、原料。这时，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想到了科学家，他找来了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张珍。
张珍原名张学渊，曾在辅仁大学化学系当过教师，认识不少北平、天津的爱国技术专家。他秘密潜回北平，找到辅仁大学同学孙鲁，动员他和自己一起寻找科学家到抗日根据地工作。孙鲁回到天津老家，在英租界找到熊大缜(熊大正)。孙鲁向熊大缜介绍冀中情况，熊大缜找到导师叶企孙。
叶企孙是中国物理学事业的铺路人。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吴有训、熊庆来、周培源、王淦昌、钱三强、钱伟长、李政道、杨振宁等，都曾受过叶企孙老师的培养。熊大缜是叶企孙最看好的门生，也是他的助教。这时，叶企孙正准备让熊大缜去德国深造。
熊大缜听说八路军准备开展地雷战的事，兴奋异常，决心放弃出国机会，推迟婚期，投入到冀中抗日炮火中去。
熊大缜向叶企孙老师讲出冀中根据地要开展地雷战，急需科技工作者，但没有说出自己的决心。叶企孙老师听说抗日需要制造地雷的专家，又从学生的话语中听出熊大缜的想法，毫不犹豫地说：“国难当头，国事为重。”熊大缜的行动带动了一大批北平爱国热血青年学子，好多人如汪德熙等人都跟熊大缜一起去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冀中根据地。
熊大缜通过北平地下党关系进入根据地后，立刻受到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赏识重用。不久被提升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以及无线电研制工作。
吕正操将军的回忆录中写道：“熊大缜任职后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购买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将12个炸药筒埋在铁轨下，在几百米外接上引爆器埋伏下来等待。一会儿，敌人先从沿铁路一侧的公路上开过一辆巡逻车探路，又从铁路上开过一辆压道车清道，然后才是满装军火的列车开过来。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火车头便飞上了天。接着是车上的军火接二连三的大爆炸，火光冲天，震耳欲聋。这次行动之后，他们又多次出动，炸火车，炸桥梁，炸碉堡，炸得敌人惊恐不安，交通线经常遭到破坏。”
在熊大缜，汪德熙的领导下，冀中根据地的炸药厂也小断壮大，到后来竟建成了两座拥有2000多名工人，能制造大批量地雷、手榴弹、复装子弹、掷弹简弹，能修理各种枪械的大型兵工厂。
熊大缜、汪德熙多次受到吕正操司令的嘉奖。1938午底，在唐县北大悲村，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熊大缜，对技研社和炸药厂大加赞赏，并嘱咐要尽力扩大规模，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参加工作。贺龙看到熊大缜的业绩很感兴趣，还带了他的总供给部长亲自到技研社参观学习。
美国派观察组到冀中考察，看到熊大缜后惊叹地说：“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啊！”
八路军搞到一批氯酸钾，着手试制炸药，但是用的是传统的翻晒方式。在当时的条件下，防止炸药自爆成了难题。熊大缜多次潜回天津，请教老师叶企孙。叶企孙听说熊大缜领导的技术研究社面临一些实际困难时，不顾身体不好，非要亲自到冀中根据地了解情况，由于弟子们的再三劝阻才没有成行。他让自己的实验员阎裕昌前往冀中。阎裕昌化名门本忠，秘密进入冀中抗日根据地。
叶企孙先生还派学生从天津冲破日军封锁线运来电表、白金丝等必要物资。汪德熙、林风、张瑞清、熊大缜、葛庭燧等人，也经常装扮成传教士，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日本封锁线，进入北平、天津，为冀中军区购买雷管、无线电配件等紧缺军用物资。
熊大缜等人还与开滦矿务公司副经理王崇植联系，弄到了大批制造炸药所需的化学原料、铜壳和铂丝，以及控制电雷管的电动起爆器。又通过王崇植弄到无线电器材，请到技术人员，在天津英租界清华同学会内装配无线电台，然后设法运入冀中。化学系毕业生林风在天津租界一家工厂内偷偷制造黄色炸药(TNT)秘密运入冀中。
有了地雷，冀中军民如虎添翼。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等神奇的战法，打得日军日夜不宁、心惊胆战、凤声鹤唳、草木皆兵。日军的《华北驻屯军肃正作战指要》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指导日军应付地雷战。美国著名记者哈里逊·福尔曼起初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持悲观态度，当他看了冀中的地雷战后说：“一个人有相当大的勇气，才能面对敌人可怕的现代化武器想出这些‘微不足道’的抵抗方法。”
可是，就在冀中地雷战开展得有声有色时，大祸降临到科学家们的头上了。
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38年秋，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下令要吕正操让出冀中，向冀东发展。吕正操当然不能接受，国共两支抗日武装面临的是摩擦甚至火拼。熊大缜表示应该求同存异，一致对敌，避免摩擦。这引起了一些政治嗅觉灵敏者的严重关注，加上他多次化装到敌占区采购军火，更引起一些人的怀疑。
1939年1月，鹿钟麟派一个考察团到冀中，有个叫方平的团员到供给部。熊大缜见方平是读书人，便试着用英语与之交谈。方平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双方一下子交流顺畅起来。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在一旁听不懂，又气又恼，将这事当成特务嫌疑上报。
1939年春天，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都成立了锄奸部，发起了一个旨在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军区也成立了锄奸部。锄奸部不能不干活，不能没成绩，于是就瞄准了知识分子成堆的供给部，技研社是重点，熊大缜是负责人。
于是，军区锄奸部工作人员抓捕了熊大缜、门本忠等技研社全部技术员。接着又把供给部、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学校、报社、商店、教会等机关中从平津来的所有知识分子通通抓了起来，总共有100多人，搞出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特务汉奸案”。
受刑最重的是“首恶”熊大缜。解放后，在北京市安全局档案室所存的熊大缜档案材料就有32卷，仅口供就有81页。主要罪名是“国民党特务”，主要罪证则是一封密信。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尾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锄奸部认为这是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而后来的调查证明，事实上它却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当时是国共合作，即使是真的与国民党联系也是正当的，这个组织帮助八路军，为抗日根据地运送炸药。这样一封运送炸药时夹带的密信却被当成了罪证！当过东北军将领的吕正搡司令员也在锄奸人员的怀疑之中，吕正操司令员明知被抓的是一群舍身为国的爱国者，却无力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