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许多有左翼背景的抗战歌曲遭“警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特务机关)查禁，《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头号禁歌，尽管它在1949年前就红遍了台湾。
《义勇军进行曲》
1985年，三毛在台湾就大胆地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台湾“新闻局”规定五星红旗不得出现，转播室工作人员只能紧盯屏幕，随时准备“马赛克”之。当大陆运动员夺金领奖时，干脆直接静音。
抗战爆发77周年之际，两岸依旧各自举行纪念活动，不过，今年多了段小插曲。
7月7日，95岁高龄的台湾前“行政院长”、国民党籍退役上将郝柏村，受邀赴卢沟桥参观抗战纪念馆。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老爷子神采奕奕，随口唱起了一首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郝柏村可不是一般人。1949年金门炮战，他因有功受蒋介石点名表扬，从此在军界、政界青云直上。如此“蓝营将领唱红歌”，不仅唱出蓝绿口水仗，还唱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岛内沉浮史。
“以前这是要杀头的”
这不是郝柏村第一次公开唱《义勇军进行曲》了。2013年8月，他接受凤凰卫视专访，也是随口哼了两句，还补充说：“(抗战)那时候，全民无论男女老幼都会唱。”
抛开政治，《义勇军进行曲》自有其历史意义，但民进党不吃这一套。前民进党主席谢长廷说，郝柏村身为“反攻”岁月的退役将领，唱这首歌于情理上说不过去；民进党籍“立委”陈其迈则痛批，若在两蒋时期唱这首歌，“随时要杀头的”。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许多有左翼背景的抗战歌曲遭“警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特务机关)查禁，《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头号禁歌，尽管它在1949年前就红遍了台湾。
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热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也跨越海峡，成为台湾抗日团体的战斗歌曲。台湾光复后，为了推广普通话，学校不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也让这首歌一度流行。
它还成为学生反抗国民党暴政的精神象征。1946年，基隆中学师生为反对贪官污吏、争取自由，以“纪念五四运动”为名举办一场游行，据亲历者回忆，队伍中人人手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还一路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7年，它被国民政府正式查禁，违者轻则严刑拷打，重则“人间蒸发”。至于那些偶然出现在旧文艺作品中的《义勇军进行曲》，悉数进行消除处理。
例如，194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龙种》，内容讲述中国军民抗日故事，政治上可谓十分正确。只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作为背景音乐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了麻烦。“警总”的解决办法是，收集岛内所有的《龙种》拷贝，销毁这首歌的原声音轨。
如是严禁下，《义勇军进行曲》在台湾公众场合消失了20多年。然而一场乌龙事件，令它因缘际会地被当局者重新提起：
1974年11月24日，国民党建党80周年，台视公司以特别节目“献忠诚”。结果节目一播出，先把“警总”给吓坏了——雄壮如云的背景音乐，正是《东方红》。
本已不负责查禁歌曲的“警总”再次出手，把台视给查了个鸡飞狗跳，终于找到始作俑者：一位杨姓音效师。他没听过《东方红》，只是在一张进口的背景音乐唱片中发现它的旋律不错，就放进了节目里；由于它是禁歌，台里从上到下都没听过，就这么让《东方红》蒙混过关。
《东方红》事件的深层原因在于，蒋介石统治晚期，台湾政治氛围表面上肃杀，实则日渐松弛。1973年，查禁歌曲的职责由“警总”转移到“行政院新闻局”。“笔杆子”管理者只是下令歌曲出版、播送前一律事先送审，每周一次的审查会议也是敷衍了事，结果捅出了大娄子。
事后，为了防止类似事件，有关部门组织了培训班，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一系列禁歌，供各机关、媒体“辨识”。
至于那位音效师，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
不知怎么就“解禁”了
在公开场合，《义勇军进行曲》一直是不可逾越的雷池。直到1985年，有个女作家公然打破禁令，在一场有几千人参与的演讲会上唱起了它。
她叫三毛，很早就说过“两岸不能再分离了”。以台湾威权时代的背景，三毛此举就算不导致“人间蒸发”，也会成为被禁言的政治牺牲品。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如此“大逆不道”，三毛最终却安然无恙。
这与蒋经国的怀柔政策不无关系。连民进党在台北圆山饭店决议创立的时候，小蒋都没有痛下杀手，何况唱禁歌这种“小事”。在复杂的时代背景及当权者个人理念下，许多足以无限上纲的越界行为，被当局似是而非地忽视了。
1991年，岛内正式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审查制度无限期中止，“警总”也于次年正式裁撤，就算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被告状，也没人管了。
于是，抗战老兵在聚会的时候唱，党外人士在反对国民党的时候唱，连曾经掌管军政大权的郝柏村，也在退役多年后公开唱了。
不过，第一个公开唱这首歌的三毛，还是被“黑”了一下。1990年12月，三毛编剧的电影《滚滚红尘》夺取8项金马大奖，却唯独没有最佳编剧奖，理由是当局认为该片“刻意歌颂中共”，被文化界视为时隔5年的秋后算账。
现在成了个性手机铃声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国庆60周年阅兵式。从烟火表演到正步方阵、武器展示，台湾各大媒体转播得不亦乐乎，《义勇军进行曲》也传到岛内家家户户。
这番画面，在戒严时期根本无法想象。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两岸运动员同场竞技，但“新闻局”规定五星红旗不得出现，转播室工作人员只能紧盯屏幕，随时准备“马赛克”之。当大陆运动员夺金领奖时，干脆直接静音。
阅兵式后，《义勇军进行曲》在台湾广受欢迎。高雄有位原住民记者把它当手机铃声，朋友们听到先是大吃一惊，然后纷纷跟他求文件，大家一起“唱红歌”。跑民进党新闻时，他还会故意迟接电话，让铃声多响一阵；有人质疑他“唱红”，但他对此嗤之以鼻：
“这样很爽啊，都什么年代了啦，还这样自我设限。”他说，放《义勇军进行曲》是言论自由，自己偶然听到它，一查才发现是当年的禁歌，就立刻设成铃声、彰显个性。
不过，大多数台湾年轻人对它依然很陌生。最近，一群人在年轻一族聚集的台北西门町搞“行为艺术”：用收音机播放《义勇军进行曲》，观察路人们的反应。他们坐在地上播放，只见人群渐渐散开，以收音机为圆心绕路行走，仿佛把他们当怪物。偶尔有警察走过来，但都是径直走过，仿佛什么都听不见，或者听不懂。
他们坐了好一阵子，直到几位老爷爷注意到歌声，主动前来攀谈。他们是抗战老兵，其中一位取得了美国国籍的山东爷爷，刚从大陆参加完老兵活动，又到台湾看老友。他说，现在《义勇军进行曲》两边都能唱了，希望以后两边“国歌”能统一。
旁边一位老人觉得不妥，让他“别乱说，小心被抓走”。山东爷爷听罢大笑：“怕什么，‘警总’早就没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