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隆冬时节，闽西山区大雪纷飞，山野和村庄成了一片冰雪世界。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召开。临时拼搭起来的主席台上，坐着红军第四军的三位主要领导人：前敌委员会书记兼党代表毛泽东、军长朱德和政治部主任陈毅。或许当时不会有人想到，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人们也并不清楚，这次会议的召开和决议的产生，蕴含着一代共产党人怎样的智慧和心血，经历了怎样的艰苦追求，乃至深刻的思想交锋。
毛泽东
红军存在的问题是要不要党的领导
一年以前，也是这样的寒冬腊月，毛泽东作出了一个无奈而又必须的选择，同朱德、陈毅一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因为他们的力量难以打破湘赣两省敌人的“会剿”。那是一次充满艰险的征程。在向赣南转移的半个多月里，部队连续遭受敌人包围袭击，屡战屡败，几至陷于绝境。直至瑞金大柏地绝地反击赢得胜利，并且在吉安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合，才改变了被动的局面。此后毛泽东率部掉头东向，向闽西进发。
那时候，36岁的毛泽东对于未来去向和归宿并不明朗。他的哲学是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在实践中探求生存与发展之路。
3月14日，红四军一举击溃福建军阀一个旅，夺取汀州，开启了创建中央苏区的第一幕。在以后短短六七个月，行动节节胜利，连克龙岩、 永定、上杭，创建了中央苏区最初的版图。
然而，在闽西80万农民“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喜庆声中，在红军迅速发展攻城略地捷报频传的日子里，红四军党内关于红军自身建设，特别是关于党对军队领导以及如何领导等问题，产生了分歧。有人批评前委权力太大，也有意见认为党的领导“家长制”“党管太多”。显然，这些意见的指向，就是毛泽东，说得明确一些，就是指向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和原则。
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些意见对于红军建设的伤害，甚至感受到了面临的危机，遂决定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来讨论，究竟红军要不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认为，这是必须且不容置疑的原则问题。
会上，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还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的三个原则：“党管理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在）党内绝对无自由”，否则就动摇了党的领导。然而，他的主张并没有被完全接受。有些意见甚至受到激烈的反对，称“权力太集中于前委了”，党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党员有自己的自由，难道“一支枪也要过问吗？”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他发现自己的主张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甚至感到有些沮丧，向前委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前委并没有接受，但要求他书面陈述自己的主张。
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都在思索。他从红四军成立一年多的历史里，看到了党对红军的领导逐渐增强，引领红军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发展路径。但正因为党的权威的加强和领导的巩固，个人主义、形式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日益受到束缚而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再加上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从“远方”到来的“形式主义理论”，导致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抬头。6月14日，毛泽东用公开信的方式全面阐释了他的意见。他坦率指出，当前红四军党内存在有14种错误倾向，其主要的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其它问题都由此而产生；呼吁党内同志必须同这些错误思想作斗争，以求红军的彻底改造，否则“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
毛泽东的公开信引起了红四军党内的极大震动，有赞同，有反对，有不理解，也有观望。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党内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员，大多数还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看不到毛泽东所指出的那些问题和红军面临的危机。
“七大”落选前委书记后，毛泽东身心俱疲，他接受了组织的安排，离开红军到地方指导闽西苏区的工作，但随之而来的恶性疟疾又把他击倒在病床上，开始了在担架上和丛林中颠沛转战的艰难岁月。
事实上，毛泽东仍然在思索，在战斗。虽然身处与外界隔绝的大山深处，他却始终把握着中国革命的脉搏和前行的方向。在那样艰难和孤寂的日子里，颇具诗人气质的毛泽东还写下了心情畅快、意气豪迈的诗句：“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三四个月过去，已是初冬时节。朱德、陈毅接连派专人前来，传达中央重要指示，催促正在上杭县苏家坡休养的毛泽东重返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从中央“九月来信”中获知，中央完全支持他关于红军建设的各项主张，指示毛泽东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召开党的会议，纠正红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确立党对红军的领导，担负起中国革命赋予的重任。
毛泽东收拾行装，立刻出发，重回集结在汀州的红四军，与朱德、陈毅会合，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朱德率领部队转入思想整顿和军事训练，同时在党内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全面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根据中央的指示，集中全军的智慧，总结建军两年多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完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的起草。这份18500字的决议，在随后召开的古田会议上获得一致赞同，成为后来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