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日前通报了对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和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的处理结果:张田欣降到副处级,且是非领导职务;赵智勇则降为科员。
两个副省级干部的处理被媒体解读为“跳崖式”降级:赵智勇被连降七级;张田欣连降四级。对此,人民日报微博提醒:“非同寻常的‘跳崖式’降级,向所有官员敲响警钟。”这种解读对吗?中国的公务员职务体系是什么样的?两人被降级并且都是非领导职务,到底该怎样解释?
公务员级别
共27级 领导分10层
依据《公务员法》第十六条,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
领导职务分为十层: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
另据《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管理规定》,公务员职务对应相应的级别,公务员级别由低至高依次为27级至1级。
前副省级干部赵智勇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据有关规定,即使降级为科员,也可能是主任级科员,对应的最高级别为16级,最低为22级。而他原来的职务是副省级,并且2002年就已经达到这一职务。
省部级副职对应的级别是6级至10级,12年来,赵智勇的原级别至少应该是8级公务员。
他的降级处理并未全面公开,也可能直接降到科员级别(18级到26级),如果这样的话,他的级别至少降了10级,最多可以连降18级。
而此前媒体解读的“连降七级”应该是从领导职务第四层次—省部级副职直接贬为“科员”,解除了领导职务,贬到领导最低第十层乡科级副职以外。
晋升时间
从科员到“正厅”大约25年
据2008年施行的《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晋升乡科级正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副乡科级职务两年以上;晋升乡科级副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科员级职务三年以上。而晋升科员职务,应当任办事员三年以上。
也就是说,从办事员到“正科”,正常需要8年时间。
北京市委党校2008年针对北京市优秀官员成长规律进行研究,调查了200名北京优秀局、处级官员样本。这些优秀官员,都是用了大约11年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级。
什么是“干部”?在县级干部序列中,提拔为副科级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正式领导干部。
县乡体系里的干部有四级: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这个四层金字塔的顶端只有四五个岗位。
据中国社科院博士冯军旗博士论文《中县干部》,如果到了45岁还没有被提拔为县处级领导,仕途基本要终止了。
这期间,从副处到正处是最关键的阶段,在正科级之后,要保证在4年左右升到副处,不然就会被落下。之后,如果能在三四年晋升为正处,那么再升为正副局的空间就较大。理想状态,可能会在35岁左右升至正处。
在全国60余万县处级公务员中,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一般来说,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如果成为公务员时22岁,官至厅级就已经47岁了。
之后的升迁需要借助于“交叉锻炼”。在全国4万个厅局级干部中选出1000人作为省部级后备干部。跨入省部行列,需要更快更年轻。总体来说,全国科级干部有90万人,想成为只有4万个的县处级干部后备人选,概率小于4.4%。而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
晋升年龄
科级一般45岁遇“天花板”
近年,官员升迁要划出年龄杠杠:副处一般35岁以下,副局一般45岁以下,副部一般55岁以下。
“文革”后,中国开始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大批老干部重返领导职位,干部群体出现年龄结构老化现象。
198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书记、省政府省长、副省长,以及省、市、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的干部,正职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
《1998~2003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强调干部年龄梯次配置:“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领导班子:由60岁左右、55岁左右、45岁左右的干部组成。领导班子中45岁左右的干部至少要有1名。部委正职中50岁左右的应该有一定数量。”
《2009~2013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提出,“乡镇党政班子以40岁左右的干部为主体,每个班子中至少有一名30岁以下干部,党政正职中30岁左右的有一定数量;县级部门领导班子以45岁左右的干部为主体,正职中35岁左右的有一定数量。”
1978年我国正省部级以上精英的平均年龄为63.81岁,到了2003年正省部级以上领导精英的平均年龄降到59.40岁。
由于一些地方在执行干部队伍年轻化方针过程中,硬性规定干部超过40岁不能提拔为科级干部、50岁不能提拔为县处级干部、55岁不能提拔为厅局级干部、科级和处级干部50岁都要退居二线等,这就大大提前了干部遭遇“天花板”的年龄关。在当下,通常情况下乡科级干部遭遇“天花板”的年龄一般是45岁、县处级50岁、厅局级55岁。
被降级处分的赵智勇和张田欣,均已经在副省级岗位上任职多年,今年都是59岁。
晋升路径
双通道变成“单行线”
1982年大学毕业的张田欣,用了24年多升到副省级领导职位,已经是火箭速度,副省级干部做了近8年,被降为副处级—这是他25年前就已达到的级别。
以目前的公开信息看,张田欣和赵智勇的降级处理,已经了结。依据《公务员法》等法律规定,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6种。在两年内,张田欣、赵智勇不能晋升,也不能涨工资。因为二人只是违纪,没有达到违法的程度,所以处理也只是党内处分,没有移送司法机关。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张田欣、赵智勇被连降数级,堵住了“官复原职”的漏洞。
据管理学彼得原理:在金字塔等级制度中,每个职工趋向于上升到他所不能胜任的地位。张田欣、赵智勇的升职及快速坠落,再度说明这一理论。
在我国,晋升意味着级别或职位的提升,待遇的增加和更大的成就感与责任感。这种公务员晋升制度通过以职务和级别为核心的体系,形成了公务员职业生涯发展的双通道。但这两条“跑道”在现实中的重心还是职务。
对于非领导职务—巡视员、调研员等,已经成为大龄干部或者领导实职转任或者晋升,解决待遇的“虚职”。
相比数量众多的公务员,领导职位稀缺,使得大多数公务员缺乏晋升机会,从而产生各种矛盾。而直至目前,《公务员法》也仅针对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的职务进行了明确划分,并未对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划分作出明确规定,因此,职业发展渠道比较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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