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与当代中国思想之创生暨“儒生文丛”第二辑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刚才听了“儒生文丛”第二辑作者代表张晚林、林桂榛、陈乔见三位哲学家正面阐释，此刻由我和胡水君、张龑三位，法学者，侧面回应。此情此景，使得法学家们仿佛一开始便处于不利位置，正所谓实践理性之于纯粹理性多半理屈词穷也。
置此语境，略作六点陈述。
第一，从一个名词讲起。这个名词不是别的，就是“儒者”。这几年，秋风教授无论到哪里开会，开口闭口，辄言“我作为一个儒者”如何如何。区区侧耳，颇不以为然。你怎么是儒者呢，你就是一介儒生嘛！一字之差，境界有别。但凡读儒家书、习儒家典籍、按儒家典范做人，就是儒生。而儒者，在我以为，则需达到一定境界，而且，其境其界，低了不行。不仅正心诚意，而且，具备人格气象，反映出内心的良知良能。到了这般境界，才能说是儒者，而且，自己不能说，乃口碑也。以梁漱溟先生为例，梁公是儒者，大儒，外表柔弱，而性格刚强，危难时刻拍案而起，体现着儒者的刚健风骨。所以，你自号儒者不恰当。今天刊行的这套著述题为“儒生文丛”，定位准，志趣高远，也就是儒家学统语境中书生事业的意思。希望下次你跟我们见面时，最好自我介绍“我作为一介儒生”如何如何，好歹顺耳。在下教书谋生，也以教书为业，在知识分子的传统语义上，也可以说“一介儒生”也。
说到梁公，有件事颇能说明其学思人格。对于法制、民主和宪政，梁公早年、中年和晚年，理解和态度并不完全一致，盖因时代有别，而“中国问题”所呈现不同，所需因对不同。梁公晚年目睹极权专制为祸惨烈，挺身疾呼法制民主。实际上，1975年，撰有“英国宪政之妙”一文，喟言单纯依靠人是有指望而无把握的事，非得靠法治，冷冰冰的法治不可。这是他晚年的想法，虽说跟1930年代时的立场有别，但本于“中国问题”的理路，则一般无二。还有，他从事“乡建”并非意味着反政治，毋宁，恰恰是一种基于政治的政制。梁先生说中国问题的最大毛病是政治不上轨道，现在宪政玩不出来，说明这个路线走不通，盖因宪政建立在社会发育的基础上，而中国社会是乡民社会，无此基础。故尔，首要花大力气，把社会搞起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宪政不请自来。此非革命进路，恰恰是常态政治的路子，怎么能说是反政治呢！
第二，刚才秋风开场致辞，其中一句话，大意是“儒生文丛”的出版标志着“儒家思想登场”，太谦虚了。在我看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场域中从来就不曾退场。过去有儒学三期说，说明儒学没有退场，相反，却在持续精进。即便“十年浩劫”，儒家也没有退场，因为儒家作为“反面教材”，历遭歪曲丑化，却始终“在场”。像我们这批1960年代初出生的人，小学时赶上“批林批孔”，方知吾国文教之初，有一种读书人儒家，而孔子是民办教师，以求知问道为职志。“真理的声音常常借助魔鬼的翅膀而翱翔”。证诸吾侪幼年之开蒙睁眼知道儒家儒学，乃至于通过“大批判”的方式亲炙儒门原典，进而对于中华文教的质朴、雄厚与博大，多少有所感受，真是一点不假。所以说，儒家从未退场，相反，经过百年文化冲击，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特别是后来的浩劫，迄而至今，其实，死而后生，而发扬光大，格局泱泱矣！
从亿万芸芸众生的生活经验层面来看，儒家无论作为中全体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乡民社会的生活方式，也从来没有从中国人的洒扫应对言谈举止中退出。吾父吾母，吾兄吾弟，在我观察，基本做人的一面，循沿的还是儒家的路子。毕竟，讲究宽厚待人，与人为善，向上心强，这些都是儒门千年教化的结晶。进而，即便是在中国政治结构和思想层面，儒义也从来没有退出过。恰恰相反，不论是救亡图存，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来仿佛西学一统的格局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君子担当，“明道救世”的儒义风骨，是鼓舞万千士人奋起救国救民、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道义源泉。时至今日，到了将儒义儒学发扬光宏之际了，假以时日，好自为之，或许有一个“新儒生时代”者也。
第三，如果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主要是通过西学视角，尤其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特别是政治自由主义来批判中国传统资源包括儒家资源的话，那么，最近十来年，随着中国制度主体性之日益凸显，从思想主体性之儒学传统思想资源出发，反过来剖析、反思、反拨西方晚近以来的主流文明，可能，时机已到。是的，不仅“地中海文明”以来的现代文明本身存在着巨大的紧张，因此，它的可持续性到今天来看依然存在着深重的问题，而且，从“地中海文明”到“大西洋文明”以来，尤其最近三十年多年，这一套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表现出来的贪婪与无耻，华尔街式的巧取豪夺，真可谓登峰造极。包括西方高等教育在内，其近年来的堕落是令人惊讶的。诸位看看，刻下英美大学的教授数量不比中国大学少，其世俗化与势利性亦且强化，工具主义盛行，可堪讶异者也！置此情形下，如何从中国文明包括儒家文明的原道原旨出发，于批判这一波西方文明中抉发新机，从而有可能找出更具可持续性、切合当下人心的中庸中道的文明路线，实为时不我待。换言之，在发掘和提供中国的生存智慧的同时，发现分享的普遍真理，是儒学的当代使命之一。
比如，刚才讲到的几个问题中，“亲亲相隐”为一端。其实，这是一个普世做法。以美国的一些州立法为例，夫妻双方得免于当庭指证对方为罪的义务，精神实质概莫如此。前一段秋风在北大做讲座，谈到民本与人民主权等问题，涉及政治上的第一立法者究竟为何这一问题，由此牵扯天命与正当性，天人、神俗之间经由“德”而上传下达诸题。所以，以德配天、法天配地这样的思想，与现代自由主义政治正当性理论，基本上可说同理而异名。在此情形下，比如刚才讲到的“家国”概念，就需重予梳理，而见其精髓。在下愈加揣摩，愈发感到“家国天下”，实在是汉语文明留给我们后世子民的绝佳修辞，既把家、国、天下有效分离，同时又作有层次的勾连，形成了由近而远、及远及近的境界。如此一来，则华夏大地，齐烟九点，蔚为我们亿万子民诗意地栖居的公共领域，而有效解决了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意图解决的国家、社会与家庭的集体认同，同时又秉具自由主义的个体意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展现了中国传统文明极其高蹈的超越性。总之，这是一个极其高妙的修辞，多少意蕴尽可于此生发、延伸和演绎出来呀！
由此伸展开来，所谓“正名”非常重要。既然各位以天下为己任，道统意识又如此强烈，则“正名”确实也是一种理路，一种方法。所以，如何在代际思想传承之间，通过每个人对于当下生活困境的体认，对于时代和大众苦楚的感受，而汇聚于新的阐释，这思想更新和文化更新不二法门，所谓“正名”的方法和程式，则中国思想之发扬光弘，不愁无路无力也！毕竟，对于传统的任何解释，反映的总是当下的焦虑，而恰恰接济现实生活以精神的活水源头。
第四，关于儒学表征中国文化主权的问题。从地中海文明到大西洋文明，再到眼前可能有的太平洋文明，这四、五百年间，“双元革命”迭发，导致其为现代和现代秩序生发的连续的过程。所谓“双元革命”，是指“民族国家－文化立国”与“民主国家－政治立国”这两大问题，由此造成民主国家和民族国家之二元一体，政治立国和文化建国之并行不悖。具体到近代中国，则“中国”作为“民族国家－文化中国”和作为“民主国家－政治中国”之二元一体，形成了现代中国的政法骨干。这里不可避免地牵扯到主权问题。所谓主权，在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两端，表现为人民主权、国家主权和历史文化主权三端。除开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秉具世俗理性主义和超越性的双重性格，统摄上述双元而构成其精神的，概为历史文化主权。历史文化主权标准文化中国和文明政治，应当是开放的体系，但作为中国文明的底色和最为雄厚的传统的儒学和儒家文明，应当占有重要的，甚至最为显赫的地位，则毫无疑问。在此意义上，如何力使儒家、儒学担当起表征文化主权这一作用，这是需要几代人用功的事业，各位新儒家可能所担尤重。
第五，虽说儒义儒学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深厚功力的课业，但在当今中国思想场域，多元一体，儒学也只是其中之一也。盖因今日中国既有晚近舶来，某种程度上已然中国化的自由主义，也有百年以来在中国被人们遵奉的共和主义，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共产主义。既然如此，则如何通过思想市场，使儒学与其他思想阵线多元对话，作为多元一体之意象存在，而展现思想解释力量与文化传承力量，从而确立平等的真理观，比强调儒学是宗教，可能更现实，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从而，更有利于儒学的普及，进而，发扬壮大，最终，沾溉亿万华夏子民大的心田。
在此情形下，比方说刚才张晚林教授讲到，“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道出了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的分野，今天实在不可不察。士大夫主要回应制度难题，若要践履，落实为生活实践，把制度转型、文化创新表达为生活方式，例属另外一个方面。而“多元一体”与“平等的真理观”，则为另一个方向。
第六，三位教授展示了儒生意气，儒生气象，尤其是对于邓晓芒教授的批评，尤见生气。但似乎温柔敦厚不够，而躁切有余也。
以上是对三位“儒生文丛”作者代表发言的评议，下面，对在座的其他儒家学者的观点，同样讲六点看法。
第一，秋风教授过去属于比较激进甚至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后来转为激进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开口闭口“俺是一个儒者”。但据刚才你的发言来看，立场似有变化，变得比较中道、比较平和，也比较开放、比较包容。嘻，不让你自诩儒者而叫你儒生，可能稍有警醒之效，亦未可知。
第二，过去三代新儒家，面临国破家亡，中国文明花果飘零之颓势，感时伤世，悲情太重。其间，多有文化自辨和文明捍卫的激切而急切之论，打动了亿万万的心。他们为了证明中国文明的正当性，时常比附西学，而无法脱离文明比较与文化论战的语境。时至今日，三十年河东又河西，时代文化悲情可以休矣，但我讲我的，正面阐释无妨也。
第三，在下同意这一观点，即把儒家当做宗教，实际是把它做小了。中国文明从来是一种世界文明、天下文明，具有普世文明的品格。尽管中国文明近代惨遭打压，尤其为“五四”新文化所鞭挞，但是，其世界文明、天下文明的性格未变。——如华夏神州这样的大国文明，其文明若非“世界文明”，才怪了。对此世界文明，却委屈成一种宗教，这不是把它做小了，又是什么。
第四，诸位伸言现代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理论来创造性阐释儒义儒学，在下极表赞同。在此，修辞实在太重要了。此刻我们运用的现代社会科学术语，多半舶自西方，如何使中国本土术语在社会科学的营造下焕发新意，这才是换汤换药，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
第五，将来儒义儒学的全面复兴，不是指儒学作为一个学科之建制化。——那样做，其实是把它博物馆化了，又把它做小了。毋宁，儒义儒学贯通延伸于每一个现代学科，而于其理论和思想阐说中显圣显灵。比如法哲学中关于正当性的问题，宪政讨论中的主权问题，凡此种种，都牵扯儒学解释。总之，将儒学儒义渗透于每一个学科，恐怕是今日开始的未来中国学术的发展方向。
第六，陈明，你说我不时透露“嬉皮”，却不知此为在下所秉持的古典态度。无他，无他，“君子游于艺”也。
(西历2013年1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