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与当代中国思想之创生暨“儒生文丛”第二辑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胡水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儒家，在我的印象里，大多是正人君子，甚至是明道的高人。我今天来其实主要是想听一听，看一看。座谈会在议程中安排了我发言，我在此不得不说几句。我谈三点粗浅看法。
第一，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我主要从事法理学研究，在儒学方面只是一个外行，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特别的业余喜好。在这几年的研究中，我发现法理学有一个中国传统学术路向。法理学，按照西方的讲法，通常包括法律科学和法律哲学。不管是科学还是哲学，都不必以道德理论为前提。但中国传统学术，就其主流而言，一定以道德理论为前提，有道德的根源。所以，沿着中国传统学术路径看，法律哲学和法律科学可能还盖不住法理学的范围。传统中国有“理学”这种学术形式，我觉得，法理学在中国也可能成为“法律理学”。其实，政治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政治儒学”的讲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两分的不足。作为“大学”的儒学，主要是养大体、成圣贤的学问，它与一般的知识门类不太一样。现时代，时常被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称为与春秋战国遥相呼应的“新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可能产生新法家、新儒家、新孔孟、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年代。而“冷战”结束后的近二十年，是中国近代以来少有的一段相对持续平稳发展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中国日渐呈现出一种文化复兴的态势，一种所谓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也备受瞩目。目前中国各方面仍处在发展过程中，很难说已固定化或模式化，但中国的发展一直给人以特别印象，也确实表现出中国的因素。这种因素值得审慎琢磨。至少，在文化方面，它包含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内容。中国应该努力把、努力让这些文化因素重新生发出来乃至推向世界，特别是其中为中国传统学术所承载的普遍文化因素。看到“儒生文丛”中有一些学者在自觉地朝这一方向努力，我觉得很好。
第二，儒学在现时代寻求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就传统社会来说，不是所有的中国传统形式或民族形式都是好的。事实上，诸如纲常、礼教、裹足、娶妾等旧的形式，时常使得儒学在现代的生发遭受猛烈批判和抵制。即使到现在，很多学者也明显表现出对儒学的隔膜和排斥，更不要说对古典文献的自觉开发和利用。现时代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看古书，文字可能认识，但意思究竟是什么很难懂。而且，在难以精准理解传统文献的情况下，现代学者容易以现代思维曲解或误读古人，甚至采取一种不知而以为知、以现代理解代替原初认知的态度。有一次，在书店看到一本书，封面写着“去圣乃得真孔子”。孔孟自古被视为中国的圣人，但到现代人这里，理解那种明了心性和生死的圣人似乎是越来越难了。像《论语》，黑格尔、韦伯这些外国学者读起来觉得很浅显琐碎，形而上学味道不够。读懂《论语》，可能需要先读通《大学》、《中庸》和《孟子》，明了儒家的道德心性系统。例如，《论语》何以以“学”字开头？“学”的是什么？“学”究竟是“大学”还是“小学”？“学”何以成为一种乐趣？编者何以将在现代人读来可能觉得逻辑联系不是很紧密的三句话放在开篇？开篇三句话究竟何以一以贯之？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切身通晓了《大学》中的“明德”、《孟子》中的“大体”，才能解决。这样一个道德心性系统若是不能打通，儒学在现代的生发终会受到一定限制。
第三，以现代学术和认知方式推动儒学发展在现时代固然需要，但就儒学的长远存续和全球推广而言，道德形而上学的开通和维护仍是根本。我个人理解，中国文化通常包含有三个层面。一是心体。这是“体”，也被称作道体。所谓“道统”、“明德”、“大体”，所指向的就是这个“体”。儒家十六字真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中的“道心”、“一”、“中”，也指向这个“体”。在这个“体”上，儒释道可谓同源相通。二是德教。这是“用”。《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指出了从“性与天道”向德教的转向。与德教相联系的主要是道德律或善恶法则，也就是所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西方古代的“自然法”与此相通。三是知识。这也是“用”，但直接用以解决政治、国家、社会、家庭层面的问题。人的直观经验和抽象理性都处于这一层面。将人的经验和理性作为权衡标准的现代人文浪潮，主要流于这一知识层面，而且以此对德教和心体形成冲击。现代社会其实也具有一定的道德特征，但它主要在经验和理性基础上展开。这特别表现在西方自然法从以自然正当为核心的古代自然法，向以自然权利为核心的近代自然法的转向上。中国传统的法家，很明显地流于知识层面，而在认知渠道和知识范围上割舍了德教和心体。儒学在现代的发展，不应仅流于第三个层面，而应努力提升到心体和德教层面。这是儒学值得在现代生发、向世界推广的两个根本、独到而普遍的层面。
(西历2013年1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