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与当代中国思想之创生暨“儒生文丛”第二辑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今天的发言安排上有点怪，让人憋得难受。主要是许章润坐在旁边，我一直抢不到发言机会。我觉得奇怪的还不仅仅是这点，这一发言单元，由家国天下变成校园文化，发言者全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二比较奇怪的是，主持人任锋明显想搞成两派对立，自由派和儒家派，我对外说自己是儒家学者，结果被剥夺资格，被归入自由派阵营。第三就是感觉失语，秋风今天发言的表态，表得比较好，把“火”灭了，而我想表扬秋风的话，也被许章润说了。
我的评议，想说的东西，就不得不换一些词儿说。我想将我的发言简单归纳为六个字。
第一，从“主题”上看，“儒生文丛”究竟想做什么？这套丛书的重要标志，就是特别强调价值认同，这是“儒生文丛”跟此前包括陈明所编的原道丛书定位，一个很大不同的标志，不谈价值或者侈谈价值的时代，怎样定位著作者的鲜明价值偏好，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都以为，价值多元就是价值混乱。其实这是错的。所谓多元，就在于各个有价值偏好的人，站在自己价值立场上，能够把自己的看法谈得清楚。在一个完成价值重建的时代，儒家中人与儒生的任务，就是明白晓畅地申述自己的价值偏好。就此而言，“儒生文丛”算是价值自觉的产物。在主题来讲，不管力行派还是书斋派，这套文丛表明，儒学在主题意识有一个转向，儒家不再隐讳表达自己的某种价值立场，或者担忧表达这个立场就被社会所拒斥。像陈明当年在中国社科院受到打击，可以说以这套丛书的出版为标志，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在主题上看，因为儒家要参与当代中国思想创生，要阐明其中的关键问题，因此应该学理回应和社会回应双重意识确立起来。尽管当代儒学的生态，明显是力行派压倒学理派，但我认为，大陆儒学首先应把港台儒家学理承接过来。港台儒家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他们面对西学压力和西力压力，自觉承担起了应对学理压力的责任。需要强调，现代儒学面对的不是一重压力，而是两重压力。假如儒家在现代学理上不立起来，就无法成功回应西学压力，一切言述，就是自言自语。至于儒家力行派怎么有效地行？我以为也应该多元应对。譬如成立从省到县的儒家学会、建立书院、组织论坛、介入社会活动等等。但毫无疑问的是，儒家的重建，应当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回应外部压力。我觉得，“儒生文丛”对当代中国思想创生、双重压力的应对，都有积极表现。但丛书作者代表的发言，基本属于书斋派言论，尽管张晚林在湖南有力行的尝试，但毕竟你还是大学教授，社会影响有限。儒生怎么做到对西方的理论和实践共同回应，还是一个问题。当年在世界历史上出现所谓德国时刻的时候，德国古典哲学对之的理论回应，是真正世界级的回应，产生了世界性的反响。可见理论建构是非常关键的，没有这个东西不行。另一方面，浪漫派的回应也是不行的，尽管不能说浪漫派的主张导致了德国纳粹，但要避免相关走向。肯定“儒生文丛”出版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但我们这个时代不是满足于时代回应的时候了，需要突破时代的局限，超越时代的回应，才是对各位更有挑战性的期待。我相信儒家的回应，可以呈现普遍性和特殊性同具的卓越性。我历来反对把儒家特殊化。
第二，从儒学“谱系”上看，“儒生文丛”的出版是一个很大变化的标志。今天作为作者代表发言的三位，是儒生的中坚力量，将会在儒家当代谱系中占有位置。1949年以来大陆的当代儒学，经过了三次转化，出现了三代学者。第一代人可以称为“红儒”，最重要的代表当然是李泽厚和庞朴，张岱年、方克立也是红儒。红儒一代的理论标志，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支撑，并用以解释儒家学说。第二代可以叫“粉红儒”，代表人物就是三位发言人的导师郭齐勇、陈来、李宗桂这一批60多岁的学者。所谓粉红儒，一指他们受教于红儒，二指他们立学初期的价值根底，三指他们与国家的亲和性。粉红儒的出现，是89事件的后果。89事件以后，中国学术界没有办法再凝聚成一个阵营，官方没有办法重组意识形态权威，于是道术分裂，各自寻找价值信念，这一方面驱使知识界自我寻找价值标准，另一方面确立新的价值信念。目前走得最远的应该是郭齐勇兄。我认为，今天发言的诸位，已经进入大陆儒学发展的第三代。这一是从辈分讲的，二是从主张上讲的。以你们出版“儒生文丛”为一个标志，一种比较鲜明的儒家立场建立起来了。虽然你们的这种儒家情怀将来会怎么样？知识建构的成就会怎么样？对来自不同价值立场的人、甚至来自儒学内部的人都还有不同看法，但说秉持儒家立场的学者出现了，还是能够成立的：今天儒家有独立的价值主张，有知识自觉的承担。“儒生文丛”出版讨论会，应该作为思想史事件记录下来。
第三，在“问题”意识上，今天所讨论的问题，非常丰富，层次非常鲜明。儒家学术圈内部，从微观的文字、词章到宏观的义理，都有讨论。在现场，林桂榛和梁涛就“亲亲相隐”有互动，陈明与秋风就儒家是不是宗教也有不同看法。这证明儒家内部是有张力的。我觉得这种张力是好的。晚明儒学内部是缺少张力的，只有一些儒家学者像李贽，是没有办法解决儒学现实介入问题的。以现实生活方式反抗政治压力，结果连自己都牺牲掉了。如果儒学内部没有张力，理论阐释就没有活力。儒学积极应对外部挑战，需要刚烈的理论性格。但仅仅是金刚怒目的感觉，虽然可以被表扬为有儒生气象，但是像孟夫子一样，凌厉气有余，敦厚象不足。整个说来，在儒学发展问题上，今天有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把问题的扩展，从家、国、天下宏观统纳。但在逻辑上讲，理论的自洽性还不够。家、国、天下的分别呈现是自足的，但由家而国的逻辑还需要推敲。至于国家情怀，还是过强，儒家建构与国家意志联系得还过紧。这时，一个问题便凸显出来，超国家意识怎么办？亚洲怎么办？天下怎么办？如果将天下、国家向家庭递归，家本身如何化解“浓情化不开”的亲情血缘关系？其对社会建构会不会有负面影响？这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尽管对之可以正面阐释，但负面的难题不能回避：今天中国困于血缘关系，是不是跟儒家太过重视家庭价值有关？比如太子党的问题，就是因为困于家庭关系，很难建立抽象规则。人们可以把家庭谈得抽象，处理得非常棒，但家庭血缘关系与人的家园感不是一回事。从家到国家再到天下，递归性的解释需要自洽，不要把家说成一朵花，这样的话，儒家的逻辑自洽性会有问题。不是说这些问题会颠覆儒家立论，但需要儒家给出更有公共说服力的论证。
(西历2013年1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