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与当代中国思想之创生暨“儒生文丛”第二辑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程农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我不敢以儒生自居，但是从90年代到今天，作为读书人我还是从整个儒学复兴中获益。我是学史出生，一开始完全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儒学，将儒学理解为历史的现象。然后从新儒学那里知道要从内在的理路看儒学，不过重点局限在心性儒学。一直到1995年看到蒋庆先生的《公羊学引论》，才开始意识到政治儒学的问题，才去看了公羊传，翻了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考》。所以我对儒学理解的进展是直接受益于儒学复习的。
但是为什么我不敢讲自己是儒生？我完全找不到信仰的感觉，尽管断断续续一直接触这个东西，我想我现在可能更像斯特劳斯所描述那个状态，即复活古今之争，问题被复活了，原来只是当做历史知识的那些思想，有可能有真正的智慧或者真理成分在里边，我现在要认真对待他们，努力体会他们。但同时我对其他非儒家的重要思想也同样要认真对待。
我能感受到谈儒学复兴的热情。我看了秋风兄的《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其他几本书挑的翻一下。从我学史的背景，以及描述的那个状态，很容易感受到任剑涛说的学理要深入的问题。学理上挑刺是很容易的，同时我又意识到，这样挑刺似乎没有意义，你们文字是使命感的文字，是一锅开水滚的东西，学理上挑刺有意义吗？但毕竟准备说这个，我就简单说吧。
第一个是看秋风兄关于《儒家宪政主义传统》一些文字，也补充看了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我强烈感觉到不同的路数搅在一起，作为读者有别扭感。比如，你们说儒家思想意图抑制君权，或者抑制绝对君权，这个表述把儒家思想从伦理谈问题的路数，与现代谈制度约束权力的路数搅在一块说。权力根本上是一个现代概念，是在现代思想语境里和在现代社会科学语境里的概念。当然，我们可以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来分析古代的事情，但这是从外面来分析，是将古代的事情客观化为对象来分析。但如果谈论儒家思想，是从内在理路上谈问题。这两个路数搅在一块就会产生别扭感。收在“儒生文丛”第二辑的张晚林著作《赫日自当中：一个儒生的时代悲情》，书里有一篇评论说明三纲五常伦理的正面意义。他的观点是认为不能用权力和服从这样的概念来理解三纲五常，纲常伦理谈的是道德之理。这个我们同意。但这个例子与君主问题的例子正好可以构成对照。谈论儒家的君主理解或者封建理想，也同样不能随意使用现代的权力与专制的概念。我举一个例子，张载《经学理窟》谈封建，他设想先弄井田，井田制度的基层管理人员叫田大夫，其中挑贤者就可以予以封建，为什么封建？因为事情简单就好治理，但他紧接着说如果有周公这样的大才，能够“揽天下而治之精”，就可以不封建。可见他讲封建不是为了什么限制绝对权力。一人统治的制度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什么样的人统治。
再比如蒋庆先生政治儒学讲的三个合法性，前面两个没有问题，第三个谈儒家能够给政治秩序提供历史文化的基础，里面一边说儒家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一边说是儒家是中国民族的历史文化。这是两种表述搅在一起说。典型的文化概念、民族概念、社会概念都是18世纪的产物。文化概念牵涉到现代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民族国家等问题。这样两个路数不应该就这么合并到一起，而应该对它们的关系有一个处理和讨论。
第二个谈谈秋风兄书的最后两篇文章，就是以张君劢为主要案例，想论证真正的儒家与现代宪政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或者说真正的儒家在近代中国反而最能坚持对宪政的追求。近代政治思想里能避免激进和非政治的选择，而比较中道追求宪政路数的人，典型地你会发现他实际具有儒家精神或者儒家思想背景，你大概想证明这么一个逻辑。但从史实上说，要证明这个看法，必须高度选择性地使用材料，对不太协调的内容都置之不顾。比如说你在论证的时候引用徐复观一段话，因为徐复观把儒生区分三大类，其中儒林传统是最理想的，最贴近所谓儒家整体规划传统，但是你引徐复观的一段话，说近代特定情形下，有儒林传统的心态者在不能适当运用其理性的情况下，反而可能转向共产党的激进主义。(姚中秋插话：没有吧？)也许我理解得不对，但原文似乎是这样的。第二个例子因为你论证现代新儒家能够以政治的方式追求宪政，而这种政治性与儒家传统直接有关。所依据的是张君劢与梁漱溟两个典型例子。但梁漱溟的救国方案在整个现代中国思想里不仅典型地非政治，甚至反政治。他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实践都证明，直接从政治上想走通救国之路没有前途，必须从基层乡村建设做起。梁漱溟后来参加民盟等政治活动，是策略性的，因为无论日本人入侵、还是内战使得他的根本解决办法缺乏起码的实施前提。
秋风兄说张君劢等的政治性，主要指关怀根本政治制度和结社行动的那种政治性，但这个问题继续展开，会涉及到更根本的政治性问题。即在现代中国动乱无序的状态里，追求宪政的政治活动难以直接进行，实际需要更根本的前提条件才有可能。自由主义者在三十年代的“民主与独裁”的论战里辩论建国与宪政的关系，直接触及这个问题。自由主义在原理上具有非政治的品格，认为社会有自组织的功能，有限政府只是维护规则的守夜人。但也许恰恰是从这样的非政治式的立场，自由主义者们才在三十年代内外危机的形势下，比其他派别更能敏感到那个更根本的政治性问题。
秋风兄文章最后说的近代思想史能看出来总是一波激进之后就有保守但建设性的思想的兴起，辛亥革命之后，国民革命之后，最后是中共革命到今天，都是这样。秋风兄的原意是激进之后才回到正道，但是我们也许可以问，在激进的建国政治与随后宪政式的努力之间是否存在更积极的关系，因而对儒家与政治性的关系存在着其它方面的问题。
我充分意识到你们文字背后的使命感与政治伦理关怀。说这些问题只是期待在观点上你们可以更有力，更能正视各种差异与紧张的表达。
(西历2013年1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