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治学，慕效西方，每好分别以求。如治史，从政治史外又必分出经济史、社会史等，条分缕析，可至一二十种以上。然合固可求其分，分亦必贵于能合。
——钱穆
【新书赏读】
向来学历史之人，比较不重视社会与经济。西方人讲社会学亦不过200年而已。
所谓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西方人认为由经济形态来决定社会形态，再由社会形态决定一切历史，遂有社会的分期。唯物史观、经济史观的分期则称政治跟随社会，社会跟随经济。于是说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工商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则仍是工商业社会。这可说只是部分对，但东方历史决不能如此讲。
西方讲历史的分期相当紊乱。只能分上古、中古、近古等来讲。中国讲历史有系统，可按朝代来讲，与西方分期迥然不同。因人类历史演进并不能照马克思所讲的。人类历史演进有无共同轨道大值商榷。中国人的历史演进显然与欧美各国的历史演进不同。对各民族历史演进，当用归纳法讲，再来察看是否有共同轨道。
今日世界之问题，由于不能用政治、宗教等来解决，因此西方人已渐注意到东方的历史。由于土耳其、埃及等国的历史不完全，唯有中国的历史可用来研究人类历史如何演进，此所以欧美在今日已注意到文化问题。
从前西方人认为不信基督教的民族为不开化的、不文明的、野蛮的，因此视中国为半开化的。但今日西方业已改变此种错误观点。未来欲对世界学术有大贡献的，最好莫如研究中国历史。
今日世界人类已觉醒，各国各民族各有一套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佩服他人的。
讲人类历史共同演进的方法，就得用历史，用科学的归纳法。最古的中国社会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应称为氏族社会，氏族社会的经济以农业开始，世界文化的开始莫不如此。
历史可分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经济史属专史，如欲学习中国经济史，最好先能了解经济与历史之知识。
历史注重以史学之观点方法，作材料之鉴别考订。如研究井田制，先应鉴别是否古代有此制，是否可信。第二步，即要作出史学解释，并加以评判。井田制如何产生；影响如何；何以不能继续于今日；井田制在当时之时代意义为何，此即是史学。
经济史须具备两条件：一、鉴别的方法；二、解释其意义及评判其价值。
学历史前应先了解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科学是根据历史材料。中国经济史长达2000年，历史演进之记载极详，西洋史则仅数百年而已。
过去中国学者研究历史之缺点为：一、史学与经学不兼通。
二、用西洋历史模式结论套入中国历史中。如西洋有罗马奴隶社会， 但中国没有。又中国之皇位为世袭，传其子孙；罗马则不然。英国则可传女儿。故中西历史大相径庭，中国之历史实应让西方人作参考。
研究农业经济可分三项目：
1.生产的经济：就经济价值而言，如种稻、种玉蜀黍（即玉米）等；如各地同类粮食之价格不同。
2.农村的经济：中国农村经济活动场合中之地位与西洋农村地位不同。中国各地之农村经济活动亦各不相同。如上海四周之农村经济活动与湖南省的农村经济活动不同。又如广东番禺一县城自秦迄今，已历逾2000年，从未变动，但就农业经济生产物的价格来讲，则番禺迭有变动。苏州自春秋迄今亦未变更。城市附近，必有农村，二者之间有密切经济关系，应同时讨论。今日中国之城市既非西洋之城市，亦非古封建之堡垒，与西方封建社会模式有所不同。故中国之农村与城市之关系亦与西洋不同。
3.农民的经济：讲及农民实际的生活，西方农民是奴隶；中国则为佃农与自耕农。论农民之地位，中西亦不同；至于生产物价格，则中西略同。
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而非海洋文化；是村落的，而非都市的（希腊、埃及之文化其重点在都市）；埃及、巴比伦是平原文化，中国则为高地（陵谷）文 化，亦非河流文化。
（摘自《中国经济史》）
■ 余英时论钱穆的“通”
我和钱穆先生讨论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但重点总是在现代史学的演变方面。我从他的谈论中，逐渐领悟到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自有其分类和流变，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整体的观点。这是“专”与“通”的大问题。但是这一传统和现代西方学术的专门化趋势接触以后，引起了许多有关如何沟通和融化的困难，一时无法解决如果单纯地依照西方的分类，各人选一专门的范围去进行窄而深的断代研究，当然也会有成绩。
但在熟谙中国传统的人看来，总不免有牵强和单薄之感。如果过分注重“通”的传统，先有整体的认识再去走专家的道路，事实上又是研究者的时间、精力、聪明都不能允许的。钱先生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以通驭专”的道路。
现在大家都把他当作学术思想史家，其实他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会经济史各方面都下过苦功，而且都有专门著述。《国史大纲》中“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三章尤其有绝大的见识，显示了多方面的史学修养和现代眼光。在钱先生门下，以我所认识的人而言，严耕望先治政治制度史后治人文地理，都是受到钱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犹记风吹水上粼——敬悼钱宾四师》）
【相关链接】
新亚书院的创办
1949年6月，钱穆随华侨大学迁往香港。入港后，看到许多从大陆来港的青年失业失学，无依无靠，踯躅街头，心有感触。于是萌发了在港创办学校，为青年提供求学机会的念头。
因人少力薄，钱穆又邀请同来香港的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和香港《民主评论》主编张丕介两人共谋其事，最终促成了新亚书院的创办。新亚书院的前身为亚洲文商学院。1949年10月10日晚上，亚洲文商学院在香港九龙佐顿道伟晴街华南中学的三楼上举行了开学典礼。钱穆在开学典礼上讲道：
文化教育是社会事业，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命。
我们的大学教育是有其历史传统的，不能随便抄袭别人家的制度。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私人讲学，培养通才，这是我们传统教育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
中国人应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并要培养出自家能够适用的建设人才。
读书的目的必须放得远大。要替文化负责任，便要先把自己培养成完人。要具备中国文化的知识，同时也要了解世界各种文化。要发扬中国文化，也要沟通中西不同的文化。
我们的开始是艰难的，但我们的文化使命却是异常重大的。本校的筹备创立，虽是经过一段艰难，比起将来发展的艰难来，现在还是轻微的。各位入校须有个抱负，不要斤斤于学分和文凭的获得，以及只求私人职业上之解决。应具有远大眼光，先重通识，再求专长，方有伟大之前途。现在开始了，教学相长，将来的重大责任完全靠大家的共同努力。
没有大吹大擂的宣传，也没有名流要人的开幕剪彩，一个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沟通东西文化思想为使命的学校，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诞生了。钱穆心中“新亚”一词即“新亚洲”之意，即“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钱穆希望把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建成一个传播中国文化、亚洲文化的中心。
艰苦兴学
亚洲文商学院的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师资力量异常匮乏，作家苏雪林在《雪林回忆录》中说：“钱穆先生逃出大陆后，在香港借一中学办夜间补校，课室桌椅白昼归中学用，夜间归补校用。学生散后，他与同志数人，就睡在椅桌上。”
徐复观在《忧患之文化——寿钱宾四先生》中称：“新亚书院之创立，盖有类于乞食团，托钵僧”，创办者“日则讲授奔走，夜则借宿于某一中学课室。俟其夜课毕，则拚桌椅以寝；晨光初动，又仓皇将桌椅复原位，以应其早课之需。”
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余英时在《尤记风吹水上粼》一文中回忆说：新亚书院初创，学生一共不超过二十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从大陆来的难民子弟，九龙桂林街时代的新亚更谈不上是“大学”的规模，校舍简陋得不成样子，图书馆则根本不存在：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已占满了全部空间。当时新亚学生很少，而程度则参差不齐。在国学修养方面更是没有根基，比我还差的也大有人在。因此钱先生教起课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他必须尽量迁就学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亚教课绝不能与当年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时相提并论。
（原标题：钱穆中国经济史绪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