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
讲授：钱穆
记录整理：叶龙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2013-12
定价：39.80元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等。
1954至1955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同时，又不限于经济一隅，触类旁通，贯穿了钱穆先生史学之全体大用。
难得一见钱穆先生“中国经济史”讲义（课堂笔记）。由于未见于钱穆全集，起初，我不信钱穆写了这本书，细读编辑寄来的样本，始知钱穆于1954年-1955年期间在新亚书院讲授过中国经济史，而叶龙先生时任钱穆课堂笔录。
查阅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刊行的《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版第31册“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先生1969年4月序的结尾处这样写着：“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词，再由我整理润饰。”钱宾四先生全集的编辑工作，是在1990年8月钱穆辞世之后开始的，又因钱穆著作在七十多年时间里以各种形式发表于各地，钱穆遗孀胡美琦女士领导的编辑团队在台湾和大陆各地搜寻善本并校勘殊为不易，故历时八年始郑重出版并有“钱宾四先生全集编后语”曰：“……然书肆寻获流传海外初编讲义，乃以付梓，非先生意也。此外尚有未征先生同意，竄取先生已发表之论文，杂凑成册以出书者，凡今全集所未收录，皆是之类也。”读了这样的“编后语”，读者很难不仔细推敲任何未录入“全集”的讲义之可靠性。
经济学思想史早有类似案例，最著名的是亚当·斯密“法学讲义手稿”之A与B两种。
斯密于1790年7月17日辞世，他于此前一星期知死期将至，请挚友在他床前焚毁全部未发表手稿，共计16卷，只保存了一篇“天文学手稿”——他认为尚可发表。百年之后，1896年，伦敦经济学院的斯密研究权威坎南（Edward Cannan）编辑并刊发了一份斯密1763-1764学年法学课程的学生笔记，史称“斯密法学手稿B”，又称“斯密法学讲义坎南本”，收入商务汉译古典名著时，标题是“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坎南编著，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1962年）。
不过，在商务刊行斯密此著前四年，1958年，斯密法学讲义的另一份学生笔记问世，史称“斯密法学讲义手稿A”，这份手稿记录的，是斯密1762-1763学年的法学讲义，它的发现者和编辑者是John Lothian（1896-1970）——这位教授也是斯密“修辞学手稿”的发现者和编辑者。
经专家认证，这两份手稿被收入格拉斯哥大学1976年“两百年纪念版”斯密全集第5卷“法学讲义”。在这一版本的编者序言里，两位编者特别指出，斯密的“道德哲学”课程四部分内容，其一是“自然神学”，讲义失传；其二是伦理学，讲义主体应当就是《道德情操论》；第三和第四部分，斯密概称为“法与政治”，幸亏有这两份学生笔记，当年的讲义不致完全失传。我在北京大学2006年讲授经济学思想史时主要借助了斯密法学讲义1958年被发现的学生笔记（即手稿A），因为这份笔记远比坎南本的表述更清晰。
钱穆先生讲授的历史（包括经济史），是跨学科的，务求以社会文化史的统一视角整合全部史料。
叶龙先生的钱穆中国经济史课堂笔记，在钱穆先生辞世后，于1991年至1993年，以每篇千字左右的篇幅刊发于林山木社长和沈鉴治总编主持的《信报》之“经济评论版”。又据叶龙先生“自序”，由于他是浙江人且能听懂钱穆的无锡国语，故常于钱穆课堂担任笔录（书内有叶龙笔录钱穆“历史研究方法”演讲时的旧照一幅为证）。钱穆晚年，陈水扁执政，遇“素书楼”事件，之后数月即辞世。叶龙先生1988年赴台北探望钱穆，书内有师生二人当时的合影一帧，弥足珍贵。
与我读过的多种中国经济史不同，叶龙先生的这部课堂笔记有鲜明的钱穆风格，一以贯之，“绪论”开篇即写：“向来学历史之人，比较不重视社会与经济。西方人讲社会学亦不过200年而已……过去中国学者研究历史之缺点为：一、史学与经学不兼通。二、用西洋历史模式结论套入中国历史中。”
钱穆先生讲授的历史（包括经济史），是跨学科的，务求以社会文化史的统一视角整合全部史料。钱穆全集第30册《国史新论》“再论中国社会演变”开篇是这样写的：“近人治学，慕效西方，每好分别以求。如治史，从政治史外又必分出经济史、社会史等，条分缕析，可至一二十种以上。然合固可求其分，分亦必贵于能合。”这就是钱穆的风格，一以贯之。
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千年来，深埋厚筑，急切尤难挖掘净尽。
钱穆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封建社会”解体之后，有春秋时期的“四民社会”，其后有战国时期的“游士社会”，其后有西汉的“郎吏社会”，其后有东汉至晋唐时期的“门第社会”，其后是晚唐乱世--钱穆称为“黑暗世”，其后有宋代的“白衣社会”，延续至明清末世。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社会演变的脉络，钱穆认为，始终是儒士精神，从而中国社会的其余方面——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皆为儒士精神的体现。
虽然，“历两三千年来为社会领导中心之士阶层亦日趋没落。至于最近，几失存在。往日之士精神，已渺不复见。而工商企业之资本家，则尚未成熟，未能确然负起领导社会之责任。于是整个社会乃真如一盘散沙，不得不待政府之排布。而政府又高呼民主，民实无主，何能主政？……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千年来，深埋厚筑，急切尤难挖掘净尽。此下之中国社会，将成何态，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之士，难窥其仿佛。”
钱穆先生此一番感慨，呼唤有志向有学识的中国人不懈努力，但求索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每一中国人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直观感受，就是在现代的生活方式中，何以维系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感受，学界称为“传统与现代”之冲突。学者如林毓生，在几十年前提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以为中国问题的基本求解方向。毕竟，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关键性地取决于社会实践而不取决于社会理论。
与经济学说史不同，经济史所记录的，是社会实践的经济方面，也称为“经济实践”。类似地，政治史纪录政治实践，法律史纪录法律实践……而钱穆先生讲授的中国经济史，贵在能合——以贯通的脉络讲解社会演变的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是以，梁天锡先生为叶龙这本书作序指出先师钱穆中国经济史尤重“制度”。究其理由，梁序开篇写着：“中国历代从政者，皆据古鉴今，以立时治。盖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自古圣贤孜孜不倦，终身治经史者，欲其学有成，致用于当世也。”
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致用于当世也！
□汪丁丁（经济学家）
（原标题：以通驭专，致用于当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