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浮世绘
日本人临变不惊的素养，得自从小就接受的防灾教育，也受益于生性俱来的警觉。
最近在阅读英国学者托尼·麦克米切尔的著作《人类浩劫：失衡生态的反噬》，其中提到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物性、文化、健康与疾病模式的影响，我就想起日本的自然环境之于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关系。最简单的一个实例，不妨说说地震。
2009年夏天的地震比较频繁，传说中的东海或关东大地震又成了舆论热衷议论的话题。根据手边一本昭文社出版的2007年版日本情势，未来30年内，东海地区里氏8.0级地震的发生概率为86%，关东地区里氏6.7~7.2级地震的发生概率是70%，茨城县海域里氏6.8级地震的概率更是达到90%。近一段小震多发，类似数字便纷纷见诸媒体封面和头条，颇为吸引眼球。似乎谁说得越危言耸听，谁就卖得越好，有点像恐怖电影。
我已记不得来日本之后遇到第一次地震的确切日期，却记得因晃动并不算剧烈，没感到特别的惊恐，反而带一丝新奇生出的快慰。后来的十几年里，经历过上百次的有感地震，最严重的是2005年新泻地震。当时我在东京电影节设置于六本木高层建筑49楼的新闻中心，感到了如同乘船突遇风浪般的摇晃。在那一刻，很多欧美人士惊恐失色，有的甚至画起了十字祈祷，可日方人员大体上保持了淡定(暗示着一种因勇气而生的优越感)。当天一共震了三次，时任首相小泉在开幕式上草草致辞就离开前往灾区。第三次时，发现手机信号因通话量过大而阻滞，我也有些慌了，问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情况如何。他笑了笑：“没事。请放心吧。”让我不禁为自己的怯懦而暗自惭愧起来。
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中已经有地震的记载，并且描述了给当时人们生活造成的威胁。一个族群在岛国这种相对封闭的土地空间内，不断经受地震的考验，必然会深刻地影响该族群的身心发展。托尼·麦克米切尔说人类自身为了因应周遭环境，会持续地发生着变异，他称之为“天择”。今天的日本人祖先主要是从东亚大陆经由朝鲜半岛而来的移民，他们在日本列岛上的生活历程和人类进化史相比虽然短暂太多，但可以相信，“天择”必定也是在悄然进行的。
在主要的破坏性自然灾害中，地震或许是来得最突然而无法预知的一种。地震对人类生物性的潜在触动可能极其漫长，在心理层面却见效很快。以我个人的心态变化为例，除了第一次的好奇之外，最初的两年是恐惧，曾经有午夜遇震半裸着身子跑下二楼的“可耻”举动。但当几年之内的地震都没伤到一丁点儿皮毛之后，会进入一段懈怠期，就是躺在床上继续大睡，您爱怎么震就怎么震。这段懈怠期不知不觉地过去，一个新的阶段来临了。我还不知道如何为之命名，它的感觉是恐惧掺杂着茫然，成为头脑中的一个预警装置。它带来的变化，就是开始像很多日本人一样，筹划买点应急物资以备不时之需，甚至在陌生的建筑里去留意安全通道的指示。一种因为较长时间接受突发危险冲击的紧张，渐渐演变成了本能性的戒惧反应。
日本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养成了几乎渗透到血液中的防灾意识。1月17日是防灾暨义工日，7月1日是国民安全日，9月1日是防灾日。日本关于防灾的各种演习、训练、宣传可谓繁多，客居的外国人有时也要被组织起来学习防灾知识。寓所楼下几十米是一座小公园，公园内有一栋铁皮屋，名为防灾仓库，里面储藏有工具、生活用品等，以备不时之需。这种铁皮屋是很多公园内的固定风景，而且有专人定期检查。许多国家假如能把防灾工作做到接近日本的程度，相信会减少极大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数日前，一辆大阪开往东京迪斯尼乐园的长途客车在高速公路上骤然起火，满载的乘客以“镇静有序”的方式全部脱险，无一人伤亡。临变不惊的素养，得自从小就接受的防灾教育，也受益于生性俱来的警觉。
如果和中国对照的话，我不禁想到历史学者佐藤慎一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中的一段论述：中国历史上太多的面临异族军事侵略导致的失败，使中国士大夫们在最初的失利之际缺少应有的警觉。佐藤慎一说得很对。在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之威闯入东亚世界时，中国人认识到此乃“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足足花了几十年，在被人家零打碎敲中频频割地赔款以换得片刻苟安。失败太多，何以反倒消磨了警觉？而日本本土在近代之前唯一遭到的外来攻击就是元军那未竟的远征，又为何始终保持了对外患的高度警觉？
关于地震为代表的恶劣的自然环境，给日本文化带来的特质，已有不少人论述过，比如生死观、美学观，等等。我以为，对外界事物和身处环境的恒常警觉，该算是地震的一个副产品吧。
两面性，这可能是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
台大历史系高明士教授在《东亚的政治与教育》中说，日本对隋唐帝国的称呼有两面性，在国内用“邻国”(藩国之意)指称，与隋唐打交道时则称“大国”，俨然自甘居小。高明士称之为“两面性礼仪”。
两面性，这可能是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
说到日本武士，大家自然会联想到死忠，这的确是武士形象极有代表性的一面。来日本这些年，电视经常放映著名的《忠臣藏》，里面的四十七位武士为了“尽忠”已死的主公，拿别人的、自己的生命全不在乎。片子故事极为简单，却不断被翻拍，版本多达数十个，比咱们的第五代导演狂恋秦始皇还厉害。然而，前面也说到本尼迪克特举的例子，日军俘虏转身就能变成配合盟军的模范，甚至反戈一击，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样貌。
二战后期，美国不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应军方要求，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本尼迪克特那本名著《菊与刀》就是此一计划的产物。菊与刀的意象对比，也体现了一种两面性。本尼迪克特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人的伦理会依照境遇变化而随之改变。一个日本人可能温和礼貌，也可能粗野残暴，这要看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扮演的角色。所以，他可以迅速完成从一面到另一面的转变。
人发明的棋类游戏能够折射文化内涵，日本将棋(象棋)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对手被吃掉的棋子可以作为己方的兵力，再次投入棋盘之上(名为“持子”)。表面上看，日本将棋和中国象棋、西洋象棋的阵式没太大分别，但这一招“敌为我用”却非常独特。中国与西洋象棋的死子都完全退出战场，可日本将棋的“持子”竟然能归来与旧主厮杀。它很精辟地从侧面说明，日本文化在对“忠”的大力渲染之外，实际上还有着另一面的价值规范。
在日本生活略久，两面性的人事种种，可以说司空见惯。应该说，不仅是日本人，任何人类的身上都带有程度不等的两面性，即所谓双重人格；而人类的各个文明里，也都存在表面现象和真实本质之间有所差距的状况。只是，没有哪个社会像日本这样，抽离了对两面性的道德判断，并且为这个两面性设置了极大的阐释与转圜空间，似乎是故意地在维护它的两面性。所以，我们看到：一面是法律明文禁止公开卖淫，一面又允许“ソープランド”打广告揽客；一面是根深蒂固的男性威权，一面是寄生般压榨男人的另类女权；一面是风花雪月、触景生情的闲情逸致，一面是血光迸现、残忍好杀的漫画电影；一面讲究“礼仪正しい”和社会公德，一面又在街头随地小便、在车厢里脱鞋晾脚……
两面性的日本，对于外来的观客而言，具有较大的迷惑性。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外来客匆匆一行，通常看到的是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浮现于表层的一面，另一面则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发觉或遭遇。这当然怪不得观光者，就好像游记这个体裁之所以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单纯地描绘风景人物，要想深入揣摩当地的状态绝非易事。但也怪不得日本人。听过有些外国人抱怨日本人“虚伪、阴险、两面三刀”，可不少情况下，日本人并没有刻意地去隐瞒、欺骗、诡诈，只是不加说明而已。按照日本人对两面性的习惯，他们或许压根儿没觉得有说明的必要，是外来者自己想当然而已。尤其是那些对自己出身的国家、文化满腹牢骚的，极容易把个人感情投射到他们所接触的某一面当中去，误判也就应运而生。由此而怪罪日本的话，我倒有些要替日本委屈了。
外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可能会对其两面性感到些许困惑：摸不透。这恐怕正乃日本人之所欲也，如同他们不大愿意见到外国人日语过于流利一样：太容易被你摸透岂不就显不出咱们大和民族的独特了？而且，一个外国人即便意识到了日本的两面性，他还要去琢磨究竟哪一面真哪一面伪，哪一面多哪一面寡，委实大有难度。其实呢，根本就不必去区分什么真伪多寡，任何一面都是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或可以说，日本就建立在这个两面、双重的基础之上。
回到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无论是称赞的还是批判的，常常各自抓住一面滔滔不绝，仿佛真相在手，实则以偏赅全。这种现象由来久矣，估计也还会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