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发言引起毛泽东不满。9月12日，毛泽东在讲话里批判梁漱溟“不同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以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9月17日，周恩来亦作长篇发言，认为“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
晚年梁漱溟
作者：黄茜
今年8月，《梁漱溟日记》校勘单行本首次由世纪文景出版。日记原稿为梁漱溟现存的全部日记手稿，自1932年起，至1981年止，记录了梁漱溟从不惑到耄耋之年的整个人生历程。除重新校订文字之外，增补了注释、编制索引、新配插图，并为每一年日记撰写了导读和大事记。梁漱溟在学界成名甚早，1917年被蔡元培先生聘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1920年左右写成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甫一出版便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使其成为彼时最知名的文化人士。作为文化学者，梁漱溟极其关怀民生社会，作为思想家，他又讲求知行合一。《梁漱溟日记》还原了这位儒学大家的知与行，学与思。近日，记者有幸采访到梁漱溟次子、年届86岁的梁培恕先生，通过解读日记里吉光片羽的记述，折射出一段由学者亲眼见证、切肤体验的矛盾人生、沉重历史。
新近出版的梁漱溟日记
乡村建设“农民运动而农民不动”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走上了乡村建设的道路。这个选择被胡适认为是“发神经”。
据梁培恕回忆，北伐前夕国内的气氛非常“左”。孙中山“以俄为师”，请了苏联顾问，共产党又接受第三国际的指令，集体加入国民党。“毛泽东、周恩来都有国民党党籍”。
梁漱溟也在旧交李济深等人的劝说下由北平来到广州。虽然广州的确是一片新气象，但他发现，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上层政治要以社会民生做基础，中国人要找到民族的出路，只能从自己的社会来找。他的想法是要从农村做起。
“农村保存的老中国元素要比城市多得多。老中国的优点要保留，同时西方社会的优点也要吸取。他当时想要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他们一部分的民主制吸收到中国来。其他的方面还是尊重中国古老的社会风习。”梁培恕说。
由于其主张为他的学生所支持，梁漱溟先在广州办了一个训练班，训练农村工作人员。这个训练班比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还要早，巧的是二者都将校址定在广州文庙。
后来由于政治空气变化，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梁漱溟刚刚开始的实验被迫结束。随后，他又到河南南阳参与当地“村治学院”的建设，直到1930年，“村治学院”随韩复榘迁往山东邹平，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落脚于此。
《梁漱溟日记》是从1932年开始的。那是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于邹平县的第二年，院长为梁仲华先生，梁漱溟担任研究部主任，以教学为主要任务。这段时间日记极为简略，每日只有寥寥几字，从中可见作者为了研院初建而四处奔走。
比如，仅7月一个月份，就赴上海三次，赴无锡、南京、天津、杭州各一次。如此辗转腾挪，为的是招募人才，又去四处演讲，介绍自己乡村建设理论。
1933年，梁培宽、梁培恕随母亲也来到邹平定居。梁培恕告诉南都记者，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有两派人，一个是河南派，一个是支持梁漱溟。“河南派实干起家，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天下。他们总想乡村建设就应该把农民武装起来，把土豪干掉。我父亲又太理想化，他觉得所有的改变，都要在人身上扎根，才是真的改变。如果只是改了外貌，穿上西服，打上领带，难道就是洋人了吗?”
梁漱溟认为，农村的改造要从教育入手。而他教育的对象，并非黄发小儿，而是农村里扛大梁、管真事儿、做决定的中年人。如果这群人赞同乡村建设，底下的事就好办了。此外，他也反对以行政手段命令农民，认为一切行动都需自发自愿。
然而，乡村建设运动的结果却令人扼腕。生产相关的改革容易行得通。农民以前不知道种棉花，种了棉花后收入增加了，便纷纷要种棉花。其他的方面，梁漱溟真正热心的社会改造，农民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根本抵制。梁漱溟沮丧地总结说：“农民运动而农民不动”。
“后来他跟毛泽东说起来，毛泽东就说你这条路根本没走对。你要用土改他就动了。最容易使一个人感兴趣，在行动上起作用的，是经济力量，是利益。这是一个太浅的道理。”
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土改，以“斗争”的方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土改后不久，接着又搞公社化，把土地从农民手里夺回。
“毛的这条路一度看起来很成功，最后还是不行。不行的结果，后来就有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现在说改革开放如何好，其实也是发动最原始的动力。经济，看得见的实际好处，最能打动人心。”梁培恕说。
梁漱溟关于乡村建设运动时期的日记从1932年起，至1937年止。乡村建设运动随着日军侵华而告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研读《梁漱溟全集》已有十年，她认为，乡村建设是梁漱溟一生最主要的事功。吕新雨回忆：“1987年12月25日，梁漱溟先生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他说‘我不喜欢哲学’，救国是第一大问题。我一生主要是做乡村运动，没有想到自己被看成是学者。”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最后是失败的，日本人一来，他的乡村建设就垮掉了，校长都被老百姓枪杀了，对于梁漱溟先生的打击特别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两个层面作战，比如他批判胡适先生，同时又批判共产党，他觉得共产党乡村革命这一套也是对乡村的破坏，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乡村破坏史。他是一个抱着天下观的儒家，但是他做了一辈子的事是要救国、建国。”吕新雨说。
国共斡旋 毛泽东“将来太远，可以不必说”
1938年起，梁漱溟开始为国共两党的团结奔走。是年初，梁漱溟赴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这一年的日记很简略。
访问延安之后，梁漱溟于1月25日返西安，29日离西安，30日到开封。5月5日去曹州，应聘为第三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每日到司令长官部与李宗仁晤谈，如是者近月。
说起抗战时期的国共联盟，梁培恕认为：“内战结束之后才有的抗日。中国人还在互相打的时候怎么抗日呢?在红军从江西苏区离开进入长征的阶段，他们喊了一个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很有感染力的。大家同是中国人，所以国民党不应该打共产党。”
“这个口号再引申一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那应该打谁呢，打日本人。当第二句话因为‘西安事变’成为事实的时候，日本人觉得不能再等了，因此有了‘七七事变’。”梁培恕说。
“这时候，我父亲有了一个想法，即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不统一。现在既然有了共同纲领，有了政治上的互相承认，还应该对战争结束后的中国有一个共识。他1938年去见毛泽东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如何巩固现在的团结，如何展望将来。”
而毛泽东的回答是：“将来太远，可以不必说。”
梁漱溟去延安，是要观察中共是不是真正地放弃了内斗。“他看的结果是，大体上是真实的，恐怕从远处看还是不行。对于蒋和毛来说，他们心里始终有一个问题，现在我对你如何，将来我又会对你如何。因为他们彼此为敌太久了，这个问题在心里赶不掉的。”梁培恕说。
吕新雨也认为，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过渡到他的乡镇思想，这其间的勾连和转折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他在乡村建设失败之后，介入中共和国民党的谈判斡旋。他强调是团体的思想而不是党派思想，他反对用党派代替团队。军阀混战属于现代性的问题，不是封建主义的问题，他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整合，所以他讨论革命党和一党的论述，这是他三四十年代特别重要的思想。”
1939年初，梁漱溟由四川大后方偕友五六人到前线皖、苏、豫、鲁、冀、晋各省，进出于敌后游击区域约八个月。同行者有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李建三、翟茂林、张荫平等。梁漱溟当时未记日记，日后根据回忆整理出的《敌后游击区行程日志》，读起来像战地小说般精彩。
比如在行军路上为躲避敌人袭击与村人同避入洞穴一段：
“闻石人坡方面枪声大作，知是接触开火。不敢怠缓，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洞内几已人满，见我等异乡人物，指点隐于最后。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两军渐集，不久开火，各种枪声、炮声、炸弹声、飞机声震耳。”第二天，敌我双方早七时许复又开火。“三两敌人下山搜索，两次经洞外走过，却不入内探视”。真是命悬一线，惊险至极。梁漱溟晚年回忆此次敌后之行，说此乃践行了时人常说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吕新雨亦提到梁漱溟在香港脱险之后给长子梁培宽的家信：“他当时说，飞机在轰炸，特别危险，但他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他说儒学是需要他去做的，‘中国的大局乃至于建国工作都需要我，我不能死。’”
“梁先生作为一个儒家大家，一直把自己的生命和这个时代最大的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今天理解儒家思想很重要的基石。”吕新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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