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三年来的孔子评价》，以1978年夏季为界，把文革后的孔子评价分为两个时间大体相等的阶段。文中说，“敢于重新提出学术上的是非，把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明白说出自己的观点，是评价进入第二阶段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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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翔
从“孔老二”到“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不惟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更是一个国家如何承继历史的态度。
1978年7月18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四分之三版面刊出一篇五千余字的文章，《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此文提出：孔子的教育思想要辩证地看，如“有教无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论点，是“值得肯定的”。
这篇现在看起来观点并不新鲜的文章，却引起了敏锐的驻华记者的关注，日本共同社驻京记者福原当天发回一篇报道称：“文革后第一篇正面评价孔子的文章出现了”。
自1970年代中期、孔子的声望在中国落到了2500年以来的最低点之后，这是一个新现象，一个民族对先贤的评价开始一点点复苏。
试探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陈增辉，当时是上海一名年轻的哲学老师。
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展开。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春秋以来中国最知名的哲人孔子被当成历史上最大的反面典型，成为人人可以喊打的过街鼠。
陈增辉看到图书馆里的《论语》被搜出来烧掉，说了一句：“现在对孔子彻底否定，恐怕有一天要走向否定之否定。”
这话随即被旁人汇报。学院军管队的二把手听到，赶紧劝他：“你不要以为你苦大仇深，就可以胡说八道。你没有辫子，能给你安一条。”
随后，陈增辉果然被扣上“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头衔，连续多日开会批斗。他干脆报名，躲到安徽去参与上海十几所高校“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举办的函授教育”了。他带了一本组织批判《论语》的言论集，这是当时唯一能看到《论语》原文的方法，晚上就在被窝里写心得。
1977年4月，回到上海的陈增辉把写完的《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投给了上海《文汇报》，结果被告知：不敢发。第二年5月，他转而投给了《光明日报》。
陈增辉在安徽写《孔子教育思想初评》的时候，比他小两岁的王宏志已经离开安徽。
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的一名女编辑，王宏志与同事一起被下放到凤阳的人教社总干校去“劳动锻炼”。1972年，人教社更被撤销建制，全体人员被分到全国各地。“文革”十年，中国没有一本全国通用的教科书。
“文革”前，孔子尚被教科书称为“教育家”；等到“批林批孔”，孔子便成为“孔老二”。1975年北京的中学教材中，描写孔子内容的一章标题是“孔丘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充溢着“恶毒”、“恶狠狠地”、“极其凶残地”、“大草包”、“寄生虫”、“吸血鬼”、“丧家狗”等形容词，还要加上一句：“刘少奇、林彪，和历代反动派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
同一年，浙江的一本中学历史补充教材口气更坚决：“孔老二这个家伙，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只是一个满肚子秕糠的大草包”；“奴隶主阶级的走狗孔老二，……只有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周公了”。
1977年，王志宏被抽调参与文革后第一版“拨乱反正”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王志宏不会料到，自己将参与教科书中对于孔子的重新评价，也不曾料到日后将主持编写“80后一代”所用的历史书。
从报纸到教材，几乎都在同一时期重新对孔子定位，一个冰封的时代开始回暖了。
回暖
这一波回暖大潮首先源于高层政治的风云剧变。1977年初，邓小平再次复出。他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并指示：“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印通用教材。”人教社的建制得以恢复，把散落全国的教学骨干找回北京，开始编写第一版“拨乱反正”的教科书。王宏志就在此时被选入。
这次“拨乱反正”教材编写的总指挥是后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浦安修。作为彭德怀夫人浦安修、著名右派浦熙修的亲弟弟，他在政治运动中遭到多次迫害；主持历史组的是早在1953年就参与编写全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史学家苏寿桐，经常讲“历史学家不可趋炎附势、人云亦云”的人，在“文革”中也被关押。
而王宏志，是著名史论家苏双碧的妻子。1978年，苏双碧发表《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响了为吴晗、为知识分子平反的第一枪。苏后来但任了《求是》杂志副总编辑。夫妇两人还合著有《吴晗传》。
这些人所要承担的工作，便是如毛泽东早年所语，“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当时大家都憋着一股劲。”王宏志回忆说。
200多个从全国各地抽调入京的干部和编辑，在邓小平的督促安排下，进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更幽静的香山饭店。但是很快，新的难题又摆在大家面前。“落笔之前的总体编写原则，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发现很多原则问题没法解决，需要请示。原本历史学界的很多定论在文革期间被‘极左’思潮弄得很混乱，大家觉得很多文革期间的用词都无法使用，需要与中央高层统一意识。”王宏志说。
大家起草了一份《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针对儒法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内部的路线、历史教材的下限等问题，向中央请示。邓小平很快批示“原则同意”。关于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他尤其强调：“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后来这份《意见》及相关的批示，成为基础教育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的重要指南。
于是，1978年3月的全国通用初中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中，“孔老二”这一侮辱性称呼不见了，关于孔子的章节，标题很谨慎：“孔子的反动思想”。
结尾是“孔子的反动思想，后来在封建社会被统治阶级改造和利用，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这一版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入选课文的50%以上依然是政治社论、领袖讲话、毛选著作选摘等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
这一版的教材出版两个月后，也就是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7月18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四分之三版面刊出陈增辉《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文章。“后来我听说，他们把我的文章拿给任继愈老师看了，说没什么问题，这才敢发表。”陈增辉说。
20多天后，也就是8月12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历史研究》编辑庞朴的文章：《孔子思想再评价》。庞进一步提出：孔子的政治思想也要全面看待，不能全盘否定。这篇文章随即引起很大反响，可谓学术界全面重评孔子的标志之一。此后，重估孔子的文章，在各类杂志上研讨会上越来越多地涌现。
这一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正式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了纠正。
这个月底，全国初中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关于孔子的章节，标题去掉了“反动”二字，改为“孔子的思想”。
“不仅仅是每一版不同，有时候就连同一版的不同印次，内容都不一样。”王宏志回忆。“当年给刘少奇平反以后，我们就连夜修改教科书，把贬低他的内容改过来。可惜那么多版本的历史书，当时谁都没有保留的意识。不然每种留一本，放到今天看一定很珍贵。”
平反
1980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三年来的孔子评价》，以1978年夏季为界，把文革后的孔子评价分为两个时间大体相等的阶段。文中说，“敢于重新提出学术上的是非，把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明白说出自己的观点，是评价进入第二阶段的特征。”
1983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到曲阜视察，批准山东省成立一个孔子基金会，筹集经费以修复在文革中遭破坏的孔墓、孔碑、孔林。同时她指定：由时任国务委员的谷牧牵头，原因是：“30年代他是个左翼文化工作者，又是你们山东人，对孔子的事情也比较明白。”
对这一原因，谷牧则在回忆录中有自己的猜测：“我在周总理领导下的长期工作中从来没有偏激的行为，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体现。”
“谷老说过，他5岁就上私塾，给孔子磕头。”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王大千说，“晚年的谷老家里，还始终挂着一个孔子的木刻像。”
1984年9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国家支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谷牧任名誉会长，匡亚明同志会长。中央办公厅为此专门发出了通知。
孔子基金会，是谷牧担任名誉职务的20多个社团中“管得比较多”的一个。王大千回忆：一直到去世的前两年，谷牧还在为孔子基金会争取政策等诸方面支持。“很多部委的部长都是他当年的老部下，他的面子大。”
作为一名政治家，谷牧迅速将实用主义推行至政治和经济领域，最大限度地开发孔子的实际用途。
“研究2000多年前的孔子，是为了用以服务现实，我们毫不讳言这个功利主义的目的。一向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的孔子学说，其中有许多东西仍然可以为中国的工人阶级政党所利用，我们应当敢于公开申明这个观点。”谷牧说。
在回忆录中，他特地提到了两件事：1988年秋，在中韩尚未建交的条件下，孔子基金会的几位专家应邀访问汉城，得到当时韩国总统卢泰愚的接见；从改革开放至1993年，曲阜由旅游业获得的效益超过42亿元。
1989年10月，谷牧组织召开“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有来自25个国家的300多名学者参加。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了讲话，称“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遗产，应当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发扬。”这是数十年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发表对孔子的正面评价。
1992年，王宏志主编的全国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孔子已成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还增加了画像、语录等诸多正面肯定内容。
“搞历史可悲就在这儿，跟着形势跑。”在晚年接受一次记者采访时，苏寿桐曾感叹。的确，无论是历史学者，还是教材编辑，无论是主动试探，还是跟风调整，都不是给孔子正名的决定性因素。
谷牧、浦通修与苏寿桐均于2009年去世。这一年的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孔子的定位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