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5月，张学良因患阑尾炎住进贵州中央医院，两次开刀，出院后迁往贵州著名风景区黔灵山麒麟洞(在今黔灵公园内)，今被贵州省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张学良事迹展，供游人参观。图为张学良(右一)和赵一荻(右二)在贵州黔灵山麒麟洞与监视他的人们合影。
1930年，(左至右)张学良、宋霭龄、于凤至、宋美龄、蒋介石。
张学良幽闭期间，和赵一荻的居家早餐：黄油面包，鸡蛋是自养的鸡下的。
张学良口述历史第五大版本
1990年张学良恢复人身自由后受到各方关注，据杨天石介绍，张学良86岁至99岁之间(1986-1999)，曾多次接受口述访谈，据估计，前后不下10次。杨天石与张友坤一致认为，真正属于有计划、有准备、较为系统的访谈，并经过史学工作者加工成文本和电视信号的，主要是五种。
《文化广场》：您是何时接触张氏姐妹的口述资料的？
杨天石：张学良于2001年10月15日在美国夏威夷逝世，将所有档案、文献资料捐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该馆特辟毅荻书斋存藏。2002年6月，书斋藏品开放。同月，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开会，会后即赶赴纽约，阅读这批藏品，包括张学良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文稿、笔记等资料，自然，也用大量时间读了张之丙姐妹的采访记录，并且和这一对姐妹见过面，谈过话。当时，这批资料刚刚开放，因此，我大概可以算是最早的读者之一。
《文化广场》：能否简单介绍这五个版本的情况？
杨天石：最早的是1986年在台湾家中与其晚辈的口述自传。1990年，张学良九十大寿后，陆续接受历史学家唐德刚、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1991年，哥伦比亚大学委托张之丙、张之宇姐妹对张进行采访。自1991年12月至1993年8月，共采访60次，录音带145盘，时长7000分钟。1993年，台湾郭冠英将其多年、多次对张的采访，结合大陆实景，制成名为《世纪行过》的电视片。其中，张之丙、张之宇姐妹的访问历时最长，资料最丰富，并经张学良本人授权，因而最具权威性。
从“爱国狂”到“不抵抗主义”
张学良自1937年1月1日被软禁于南京孔祥熙宅始，无法通过日记了解他此前的思想状况。现在有了口述资料，就打开了通向张学良内心世界的大门。
《文化广场》：张学良口述历史比起有关张学良的史学著作，具有哪些特殊的价值？
杨天石：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张学良的内心世界。张学良曾质疑坊间的有关著作：“他又不是我，他怎么还能写我心里怎么想？”历史学家写人物内心，一靠日记，二靠人物自述，包括口述资料。例如，人们熟知，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张学良下令不抵抗，导致沈阳失守，东北三省沦陷。关于此，张学良明确肯定：“大概是9月，我是在医院下的命令。”张学良当时是怎样想的呢？
综合张学良对张氏姐妹所述，其原因在于：1、“判断错误”。“我认为日本不会这个样子”，“日本是来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多要点好处”，“我们不要跟他抵抗”，“我们要躲避”，“没有想到大规模的(侵略)”。2、对日军的战斗力估计过高。“日本人拿一个师来”，“整个我们打不过呀”，“我们打败了，交涉你得赔偿了。”“就是游击队捣乱这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日本军人实在我可佩服。”“好像拿鸡蛋碰石头，绝对打不过的。”这些叙述，袒露了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的内心想法，既是真实的，又是可信的。
值得注意的是，访谈中，张学良特别说明：“我是爱国狂”。为什么一个“爱国狂”会成为“不抵抗主义”的提出者，这为张学良研究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也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于张学良的爱国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关于1928年“东北易帜”的叙述上。当时，张作霖新故，张学良面临倒向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倒向日本的选择。日本派特使林权助到沈阳面见张学良，陈述种种理由，力劝张和日本合作。张回答说：“你什么都替我想，就没想我是中国人。”他告诉张氏姐妹：“事齐乎？事楚乎？我当然得归顺中央。我是中国人，绝不能归顺日本。”又说：“我可以说一贯主张中国统一，所谓易帜，我的主要决定是中国统一，没旁的意思。”
关于“安内”和“攘外”的关系，张学良说：“(蒋)的主意也不是反对抗日，他就是说，头一个你非把共产党消灭。”但是在张学良看来，共产党是“剿不完”的，其原因在于“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说：“我恨透了内战。”“共产党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产党。”他总结和蒋介石的分歧，称蒋是“安内攘外”，自己则是“攘外安内”，结论是“只能想法子跟共产党合作。”
